衔命持节担重任，折冲樽俎两年间；协助中国抗日寇，完成使命返苏联。
1940 年6 月法国败降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希特勒在横扫欧洲大陆后，侵略气焰十分嚣张，对苏战争已迫在眉睫，苏联已被推到与德意法西斯直接对抗的地位。正当欧洲大陆风紧云骤之际，远东的日本又在中国东北屯集了数十万人马，对苏联虎视眈眈。
1938—1939 年，日军先后在张鼓峰、诺门罕对苏联公然进行武装挑衅，苏联远东面临严重威胁。一时间，苏联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骤然加剧。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为了集中力量对付最危险的敌人——希特勒德国，苏联政府决定，一方面利用日本在中国难以脱身和急于南进之机，与日本签订中立条约，稳住日本；另一方面大力支援中国抗日战争，依靠中国尽可能地拖住日本，使之无力北上进攻苏联。为此，苏联高层领导人决定派出得力的军事人员前往中国，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1940 年秋，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经过审慎的酝酿、筛选后，决定派遣具有丰富军事知识，并有一定汉语基础，对中国曾作过实地考察，了解中国国情、民情，现正在赋闲的崔可夫前往中国，指导中国国民党政府抗日，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作出这一决定后，斯大林提请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先征求一下崔可夫本人的意见，如果他同意赴中国的话，就让他亲自来谈谈。
铁木辛哥接到斯大林的指示后，紧急召见了崔可夫。崔可夫刚刚接到通知时，以为铁木辛哥只是想了解一下第9 集团军的一些情况，没有做特别准备。可是，见到铁木辛哥后，他才明白，联共（布）中央是要他去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这是崔可夫所未料想到的。
铁木辛哥向崔可夫分析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指出：随着希特勒德国在欧洲连连得手，其下一步目标必然是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他最为仇视的**国家——苏联，苏联随时都面临着德国及其盟国意大利、罗马尼亚、芬兰进攻的危险。而日本则是与德国进攻危险相关的重要国家。日本自1931年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已经深深陷入中国战场的大泥潭，但是，日本军国主义很可能倾其所有进攻中国，以图于1941 年迅速击败中国，解决中国问题。
日本政府很可能在重创国民党、**的军队以后，诱降国民党政府，中国国民党政府很可能考虑国内因素，屈从于日本侵略者，因此，远东局势非常严峻。
为此，苏联政府决定：在向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大量武器装备援助的同时，派遣军事顾问团前往中国，帮助中国击退日本的进攻，打击日本的侵略野心，牵制日本北进，以达到从侧翼掩护苏联远东的目的。铁木辛哥要求崔可夫，必须摸清蒋介石阵营的情况，正确估量蒋介石的实力，并利用担任蒋介石军事总顾问一职之便，遏制蒋介石反对**军队的行动，阻止其对中国**人控制的游击区进行封锁、围剿，并阻止中国**将枪口对准蒋介石，协调中国红军和蒋介石军队的抗日行动。与此同时，还应帮助中国司令部管理军队，教会他们按照最新战术要求使用武器。
崔可夫曾三度到中国，对中**阀和蒋介石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知道，要促使蒋介石真正抗日并非易事，要协调好国共两党的关系，协调好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行动更是一件既复杂又微妙的苦差使。而且，崔可夫多年来一直在军队工作，一旦离开心爱的军队、熟悉的环境、可亲可敬的战友、还有亲爱的小女儿、夫人，孤身去一个陌生的环境，从事的又是一种自己以前既不熟悉又艰难无比的工作，崔可夫心中未免有些发怵。但是，崔可夫没有退却，他欣然接受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安排。
铁木辛哥向崔可夫简单介绍了一些情况后，见崔可夫已同意赴华，即带他来到克里姆林宫。他们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斯大林的会客室。崔可夫怎么也没料到，斯大林会亲自接见他，这是崔可夫第一次受此殊荣，在此之前，他只是在观礼台上见过这位享有崇高威望的人物。崔可夫走到斯大林跟前，满怀崇敬向他问好，斯大林也向崔可夫表示了亲切的问候，寒暄几句后，两人的谈话切入了正题。
斯大林问崔可夫：“可以认为，你同意到你熟悉的国家里去吗？”崔可夫回答说：“我同意去您命令我去的任何地方！”“不要急于这么说！还是应当考虑一下命令你所去的地方。应当考虑一下，要作些准备。你在20 年代去过中国……当时是一种情况，而现在是40年代，今天又是一种情况。那时，国民党是以孙逸仙博士为首，他是一个心灵纯洁、道德高尚的人，他无限忠于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今，中国的掌权者已不是那些人了，国民党也不是孙逸仙时代的国民党了，蒋介石和孙逸仙相比，无异乎小猫和老虎。现在，中国已有了新生力量——**……整个小资产阶级、和日本资本没有利害关系的一些大资本家，封建主、农民群众都在蒋介石一边。跟**人走的首先是中国的工人阶级……你去过中国，应该知道，中国是个农民国家，而不是一个无产阶级国家……中国**也正是依靠最贫穷、受压迫最深和没有文化的农民。中国**对成长中的工人阶级估计不足，而这不能不给中国**的意识形态、口号及其对革命政治任务的理解打下烙印。在中国**中有浓郁的民族主义情绪，发扬国际主义团结不够。与此同时，在现阶段，为了抗击日本的侵略建立了统一战线，但蒋介石和**没有消除旧的矛盾，彼此为影响和权力而斗争。**打蒋介石，蒋介石也打**。”崔可夫一边听，一边细细琢磨着斯大林的话，心里在想：为什么派我到蒋介石那里去，而不是到中国工农红军中去呢？斯大林似乎猜到了崔可夫的心事，继续对崔可夫说：“照理，中国**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予他们……但是，这种援助看起来像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中国**和中国工人阶级要成为反侵略斗争的领导者，还显得太孱弱。要把群众争取过来需要时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很难说。此外，帝国主义大国未必容忍中国**取代蒋介石。
我们同蒋介石政府订有相应的条约。您熟悉所有这些文件，请严格按照这些文件行事。主要的就是联合中国的一切力量反击侵略者……中国**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同日本是不可能联合的，蒋介石有美、英的援助，**永远也得不到这些大国的支持。在欧洲，希特勒的节节胜利预示着英、美可能逐渐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蒋介石由于有苏、英、美的援助，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侵略，也可望长期拖住它。”斯大林稍停片刻，走到崔可夫跟前，继续说：“不要以为，法国溃败后，西方的妥协者会退出舞台。即或是在英国人民最困难的时刻，对侵略者持绥靖态度的人还往返于柏林和伦敦之间，只要希特勒德国掉转枪口进攻苏联，他们随时都准备作出新的让步。”斯大林当时对中国**还是有一定偏见的，他接着对崔可夫谈到：“一些中国**人认为，如果日本人粉碎了蒋介石的力量，那么中国**人便能左右国内局势并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他们大错特错了。蒋介石一旦感到有丧失政权的危险或者我国和西方大国拒绝援助他时，那时他立即就会效法汪精卫，寻找同日本军国主义妥协的途径。
那时，他们会合力对付中国**，而中国红军将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崔可夫同志，您的任务是：不仅要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的武器，而且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有了必胜的信心，蒋介石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因为他害怕失去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害怕丢掉存入英美银行的资本……崔可夫同志，您和所有驻华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住日本侵略者的手脚。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斯大林向崔可夫交待完任务后，要求崔可夫必须严守秘密，不得泄露谈话的内容。并指示崔可夫尽快准备。赴中国就任时，为工作方便起见，先担任驻中国使馆的武官，以全面了解情况，待熟悉情况后，再担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充任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
为了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情以及苏联对华政策基本准则等方面的情况，崔可夫利用赴任前的间隙，到各大机关、各人民委员部，特别是外交委员部查阅了大量的文件和原始材料，对中国的民情、政情、军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崔可夫从查阅的材料和以前在中国的经历中体会到，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人民备受压迫而思想保守，只有一部分人已开始觉醒。在政界，政治局势混乱，国民党内派系斗争严重，他们既相互依赖又互相牵制。蒋介石是一个极不可靠的人，他很可能在一定时候毫不犹豫地出卖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他与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只是迫于形势，他与中国**的关系也是貌合神离。崔可夫对中国**也怀有诸种误解，这种误解使他对中国**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信心深感不足。崔可夫正是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带着15 名军事顾问和军事专家于1942 年12 月离开妻子和病中的女儿，从莫斯科乘火车到阿拉木图，然后乘飞机经新疆石河子到兰州。作为见面礼，崔可夫携带了给蒋介石政府的150 架战斗机、100 架快速轰炸机、近300 门火炮、500 辆吉斯-5 型汽车及相应的装备、配件的援助清单。
在兰州，崔可夫受到了中国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将军的热情欢迎。
蒋介石为了摸清苏联政府的态度和意图，指示朱绍良将军以雾锁重庆，飞机不宜降落为名，让崔可夫一行滞留兰州。崔可夫在兰州的几天里，虽有朱绍良的盛情款待，但因公务在身，心情十分焦虑。他派出数人了解原因。经查，并非天气因素不能飞行，而是另有他因。崔可夫获悉这一情况后，即刻来到朱绍良将军的住地，质问朱绍良：“就一切情况判断，影响代表团起飞的不是天气，而是另有原因。”接着，崔可夫又得到领事馆密报，说蒋介石正在**控制的特区附近进行可疑的军事调动，很可能是在准备发动一场新的内战。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情报，崔可夫与苏联驻中国的军事顾问立即取得了联系，但未能得到证实。崔可夫也天真地以为，蒋介石在这个节骨眼上，不会围攻特区，因为前方战局对蒋介石尤为不利，如果再抽出兵力围攻特区，与日军作战的难度将更大，不仅物资供应更加困难，兵力也会捉襟见肘。特别是苏联军事代表团正好赴华，这个代表团带来了巨额的军事援助清单，如果蒋介石打内战，这块到嘴的肥肉就会失去，蒋介石能冒这个险吗？
为了掩盖国民党军队的意图，蒋介石匆忙派出一架三座位单引擎飞机将崔可夫及其助手接到重庆。
崔可夫下飞机后，就匆匆赶到苏驻华大使馆，与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进行了会晤。潘友新与崔可夫一样，也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员，比崔可夫要小几岁。两人在异国他乡再度重逢，倍感亲切。潘友新是位精力旺盛、办事老练、洞察力很强的人，他对中国的民情有很深的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再次赴华，成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任大使。）随后，崔可夫来到武官处，与武官处的工作人员见了面。罗申上校受命担任崔可夫的副手，安德列耶夫充任翻译。罗申上校精明能干、办事果断，是一个中国通，与英国人、美国人也建立了可靠的联系。后来，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驻华武官。安德列耶夫精通汉语，通晓英语，擅长与中国官员及各界进步人士建立广泛的联系。崔可夫为自己得到这样两员干将而高兴。
当天晚上，也就是1941 年元旦的晚上，蒋介石邀请崔可夫参加了为各国顾问专门举行的新年宴会。宴席间，蒋介石与崔可夫进行了短暂的礼节性会晤。会晤中，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旁敲侧击，极力想从崔可夫口中弄清楚：苏联将给些什么援助？怎样才能尽快得到这些援助？这些援助有没有分流到**那一边？苏联对国际局势的估计又是怎样的？赴宴前，崔可夫曾就这些敏感问题作了些准备，面对蒋介石时而委婉、对而单刀直入的询问，崔可夫避实就虚，极力回避苏联西部边境的紧张局势，尽量把话题的焦点放在西欧，特别是英国没有解决的难题上。
崔可夫指出，苏联政府现在和将来都将奉行和平政策，苏联政府将竭尽全力避免卷入任何方面的战争，苏联对德国也满怀和平愿望，但是，如果希特勒侵略苏联的话，苏联将给以坚决的回击。崔可夫在分析法国、英**队很快失利的原因时指出：“如果不绕过荷兰而从那里发动突然进攻，如果在阿登，当希特勒的坦克师团拉成一条线的时候，法国和英国的空军就给以狠狠打击的话，那么，战争可能在几天内就结束了，而且结果也会完全不同。”蒋介石说：“今天，世界上有三股力量没有卷入战争，即苏联、美国和某种程度上的中国。中国可以抗战。未来取决于它们和它们的行动。换言之，三个人物将决定世界的命运。日本不可能战胜中国，中国根本不可能战败。
战争对中国只不过是生病。而一切病都会好的……”崔可夫对蒋介石的逻辑不能苟同，他生硬地反驳道：“但是，疾病会导致死亡。”“不，我们不认为疾病会导致死亡。死亡并不是疾病。没有病也会死。”蒋介石有点生气地看着面前这位中年人。
崔可夫心里暗想，这个以上海小经纪人发家的政客的确来者不善。在中国，他本人就是暴力，也只有暴力才能摧垮他。不是用阴谋手段，不是用冒险的途径，不是用更迭政府的办法，而是用人民愤怒的波涛才能摧垮他。
崔可夫来华不久即展开了工作，他从大使馆、武官处和军事顾问的工作人员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经过初步研究，崔可夫认为，中国武装力量在总数上超过日本，在装备方面也开始不断改善，中国的抗战可以取得胜利，随后还可以对日军发动主动进攻，但是，崔可夫万万没有想到，早在他尚未来华，蒋介石就提出了一个从整体上逐步限制和消灭八路军及新四军的方案，即所谓“中央提示案”。它规定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之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地区，使其集中于贫瘠的“三北”地区，处于国民党军和日军的夹击之下。
1940 年10 月9 日，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要求**领导的军队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至黄河以北，由50 万人缩编为10 万人，并企图趁其转移之机加以围歼。
11 月9 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佳电”，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荒谬命令和对**及其领导的军队的诬蔑，并表示，为了顾全团结抗战的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
1941 年1 月6 日，也就是崔可夫抵达重庆后的第六天，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 余人北移至泾县境内的丕岭一带时，突遭国民党军7 个师、8 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被迫抗击，奋战7 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 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
17 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其番号，并声称要将新四军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由于蒋介石对驻华的军事顾问严格保密，事件发生前，崔可夫对蒋介石的这一卑劣行径一无所知。事件发生后，为了探明情况，崔可夫与驻重庆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紧急会晤。周恩来、叶剑英明确告诉崔可夫，蒋介石不去打日本人，而是利用他是中国抗日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权力，千方百计使**军队处于日本人的打击之下，并经常命令**的部队承担无法完成的任务，而且不给予任何支援，企图剿灭**的武装，消除它在全国的影响。“在蒋介石看来，他的头号敌人不是日本，而是中国**及其武装力量，”周恩来愤然地对崔可夫说。
崔可夫从周恩来那里获得准确消息后，心情骤然沉重起来。他深深感到，形势对他来说更为复杂、严峻了。在他艰难的生活历程中，他同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干涉者和白匪军作过战，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形：面对敌军的进攻，同一条战壕的友军会向自己人开火……他同情中国**，但是，苏联对华政策的重点放在国民党身上，认为中国抗战的希望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身上。在对华政策方面，不仅将援华物资悉数交给国民党，就是在这大是大非的关头，也因担心“可能再次使我们的关系产生麻烦”，尽量避免刺激蒋介石，不敢公开宣布支持**，而仅仅是通过私人拜会形式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以阻止内战的爆发。
第二天，崔可夫以新任驻华武官的身份拜会了国防部长兼中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何应钦。崔可夫知道，正是何应钦签署了剿灭新四军的命令，为了进一步探明事实真相，崔可夫决定采取迂回战术，智取这位在蒋介石周围的军阀中素以通晓军事、足智多谋闻名的**人物。
何应钦见崔可夫来访，急忙下阶来迎，握着崔可夫硕大的手，他殷勤地欢迎道：“欢迎欢迎！我们伟大的盟友！”入座后，何应钦堆着笑脸，对崔可夫说：“请让我代表蒋委员长和我国政府，向伟大的苏联政府、苏联人民，也向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本人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对中国的军火援助，也感谢你们派来的军事顾问和顾问们的工作……”崔可夫耐着性子听完何应钦的一大堆恭维话后，稍加寒暄，就单刀直入地问何应钦：在和新四军的冲突中，是否使用了苏联提供的武器？何应钦知道纸包不住火，于是告诉崔可夫，在这场冲突中，没有使用任何苏联提供的武器进攻新四军。这佯，崔可夫不露痕迹地从一个国民党要员口中证实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新四军的事实。接着，崔可夫又步步紧逼，抛出了第二个问题：
“对这些交战，我该怎样向莫斯科汇报？”何应钦将早已准备好的答辞背给崔可夫听，他狡辩说：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进攻新四军，是因为新四军没有执行蒋委员长的命令，应该予以严惩。
崔可夫对何应钦这种蛮不讲理、胡编乱造的态度简直忍无可忍，怒火中烧，但他仍平静地质问何应钦：“假定新四军军部由于这样或那样军事上的原因没有执行命令，在这种情况下，最高司令部通常采取什么作法呢？它可以免去军长的职务，把他交付军事法庭判决或给予纪律处分。但是，不应向自己的军队开战，不应该向普通军官和士兵开枪，因为他们对指挥部的错误无论如何是没有责任的。”崔可夫紧盯着这位下屠杀令的军政长官，接着说：
中国现在正在同侵略者打仗，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人民应该团结一致，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和军官呢？大敌当前，政府同人民发生任何武装冲突都是咄咄怪事。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战争，因为苏联人民和红军难以理解，为什么中**队不抗击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而开始互相残杀。
第二天，崔可夫又拜会了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以及其他国民党政府官员，他一再重申：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只有人民的团结加上友好国家的援助才能制止侵略，同时他还暗示，内战将可能导致苏方停止援助。
1941 年1 月25 日，苏驻华大使潘友新正式拜会了蒋介石，蒋介石仍把罪责推到新四军指挥员身上，说新四军不服从他的命令，不承认最高统帅，破坏了国共协定。潘友新指出：在与外敌斗争的情况下，不是争论谁是谁非的时候，而是要拿出政治家的决心，表现出政治责任感来，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和平解决内部冲突。并且提请蒋介石注意，进攻新四军将削弱中国的军事力量，这只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采取这一系列行动后，崔可夫开始关注的问题，是蒋介石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