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是革命党?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大学学习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学校开学，没有使他产生什么特别印象。还是那一张张熟悉的脸庞。一头乱发的雷特金；温和谦虚的斯拉温斯基；结巴的奥尔洛夫；愚蠢到令人吃惊的扎列曼；马虎粗野的格拉西姆·波克罗夫斯基……
还是那些教授。学究习气十足的弗赖塔格；70高龄、老态龙钟的格列费；自鸣得意、喜好卖弄的库托尔加；为人厚道的普列特尼奥夫，总是拄着那根普希金赠送的黑手杖。还有口若悬河的尼基坚科，他好作手势。说到“优雅”这个词时，喜欢高举右手，让食指和拇指形成一个圆圈。他不停地引用黑格尔的名言，可惜是一些过时的论点；还有关于真、善、美的老生常谈。
尼基坚科还算是个优秀教授。除了他和斯列兹涅夫斯基，其余的人讲课，车尔尼雪夫斯基压根儿不愿听。
有一次，车尔尼雪夫斯基坐在图书馆里，翻阅埃尔什和格鲁伯主编的《百科辞典》，偶然看到关于雅各宾党人雅克·勒奈·阿贝尔的词条。完全是以谴责的口吻写成的，带有明显的倾向性：
“阿贝尔——卑鄙的蛊惑者，借助革命的严酷日子获得幸福。宗教的死敌，一伙权欲熏心的狂徒的不讲道义的首领。”
说也奇怪，这些贬抑之词，对车尔尼雪夫斯基丝毫不起作用。他觉得自己真要成为《红色共和国》的追随者了。他不由讶然自问：
“我是不是成了革命党人？”
他在彼得堡仅生活了两年，但思想却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他研究历史人物。对17世纪英国独立派首领克伦威尔，和法国国民公会那些伟大的活动家深感兴趣。当代人物中使他倾心的，有法国革命家巴尔贝斯，巴黎郊区的工人阿尔贝。
1848年7月，发生了平民蒲鲁东和梯也尔在议会中的那场著名的论战。彼得堡大学内的反应各不一致。车尔尼雪夫斯基全力维护蒲鲁东的观点。而教通史课的库托尔加教授，在学生面前破口大骂蒲鲁东。
车尔尼雪夫斯基强烈地同情革新者。因此，对库托尔加教授的高论大为反感。他甚至想写一封信维护蒲鲁东的观点，偷偷将它塞到教授的桌子里。不过，这封信一直留在他口袋里，没有拿出去。
后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成熟了，认识到蒲鲁东理论体系之缺陷，对他的态度就完全变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现在已不是1793年那样斩尽杀绝的年代了。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政治反对派的信念应该得到尊重。不能认为发表新思想就是大逆不道，而送上断头台。
他明白了一个伟大的真理：社会主义者不是想消灭所有制和家庭，而是希望这些现在只属于少数人的福利，能扩大为全体人民所享受！
尽管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心思，早已飞越出校园；但他还得耐着性子照常听课、作笔记、交作业等等，直至细枝末节。实际上，他与希腊、拉丁语教授弗赖塔格和格列费的关系，已紧张到要争吵的地步。在开学前约两周，车尔尼雪夫斯基打定主意索性不去听他们的课，或者在课堂上干别的事，比如写日记或给家里写信。
他对督学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叶也很反感。此人依仗权势，随时找学生的岔子。时而说他没有带佩剑，制服上的纽扣没扣好；时而说他头发太长，应该去理发店。车尔尼雪夫斯基干脆连课间休息也呆在教室里——不想在走廊碰上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
也许两教授已发现这个学生故意不听课，有一天不满终于爆发，演变成一场争吵。督学穆辛·普什金立刻来干预，把车尔尼雪夫斯基严厉训斥一顿。自尊心很强的这位青年，忍受不了督学的做法。很长时间他都想报复，用某种手段羞辱他。
某位同乡获悉这桩争执后，一五一十给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双亲作了报告。远在萨拉托夫的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急坏了，连忙写信问儿子：
“你在学校闹了什么事？”
学生最感兴趣的，是俄罗斯语文学、斯拉夫方言和通史等三门课。
尼基坚科的课，公认“合乎教育原理”。课上得很活跃，因为课堂主要是分析学生的作业，宣读他们自己写的文章。还讨论各种文学问题，没有严格的教学大纲。
车尔尼雪夫斯基打算选择尼基坚科提出的课题——分析《当代英雄》。这部作品的每个情节，他都仔细读过不知多少遍。曾经一页一页地抄写过这部小说。尽管这已是几个月前的事，但仍和当时一样，感到它的巨大魅力。不过后来脑子闪过一个念头，想写另一个更为复杂的题目——《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这位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当时哪里会想到，正是这个“抽象”的题目，后来使他蜚声文坛。他写作的这篇硕士论文，在校外引起了热烈的争论和反响，把读者截然分成了两个阵营。一部分人赞扬他，另一部分人抨击他，进而仇视他。
不过，那次他并没选这个题，也没有选关于《当代英雄》的题目，而是动手写另一篇东西。结果使他后来结识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哈内科夫。
车尔尼雪夫斯基着手写一篇关于歌德的短文，很着重心理分析。他刚读了《诗与真》的原著，印象深刻。
1848年11月的一天，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尼基坚科的课上，宣读了自己那篇题为《论歌德的利己主义》的论文。当他走出教室到存衣室时，突然有一个陌生的青年人走到他跟前，问他：
“刚才好像是您在宣读自己的论文？”
“是我。”
“这么说来，您对揭开歌德性格之谜很感兴趣啰？”
“是的，当然很感兴趣。”
“得啦，这事在学术上已经有人完成了。”
“您指的是仅用十行字来描绘诗人性格的黑格尔吗？”
“不，我说的是傅立叶。他找到了12种最原始的激情，一切性格的基础，都是由这12种激情及其派生的情绪构成的。”
这个青年人叫哈内科夫，彼得堡人，曾是东方系的学生。去年因“行为危险”被开除学籍。他二十三四岁，但看起来要年轻一些。
他们并肩走出校园。一路上，哈内科夫继续谈论傅立叶的学说。
车尔尼雪夫斯基聚精会神地听着。哈内科夫所谈的一切，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到新鲜而陌生。特别是满口的新名词术语，听起来有点古怪：诸如社区，集体劳动组织，协会，法伦斯泰……
真是闻所未闻。最初，他觉得哈内科夫讲得有点冲动和杂乱。
“莫不是这个过于狂热的新信徒在吹牛吧？”
但他马上又责备自己，不该急忙作出带有偏见的结论。从哈内科夫的话里，可以看出他对傅立叶学说的信仰之深。他认为这位法国思想家的伟大使命，就是改造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星球，和人类本身！……
“这不是梦想！……不是乌托邦！……”哈内科夫高声说道。“请读一读他的《普遍统一论》。那里面一切都作了精辟的论证。读完之后您就会同意，法伦斯泰尔里最糟糕的一个劳动者，也比最强大的一个统治者幸福。
“傅立叶的思想，代表了整整一个世界，包含了数不清的财富。我问您，如果我们把这个宝藏开发出来，世界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愚昧无知和因循守旧的人，总是要反对新思想的。然而不能对此感到害怕。他在自己的祖国得不到理解和重视，但他的论述在世界上引人瞩目。在我们这块黑暗沉闷的地方，也有不少的人在追求光明、探索真理。”
哈内科夫继续说道：“我们的祖国戴着镣铐，**和无知窒息了它，但变革这种状况已为期不远……”
他们在马厩大街的拐角处又停下来。哈内科夫讲起了那些不堪虐待的自由逃民，谈到历史上多次发生起义的诺夫哥罗德城。告别时，哈内科夫若热情邀请他参加他们的小组活动，还说：
“如果您想读，我可以把傅立叶的书借给您。我住在基罗奇纳亚大街上梅尔策的房子里。星期六晚上来找我，我等您。”
他和哈内科夫的交情，其实还不深，更没有发展成深刻的思想联系。哈内科夫介绍的傅立叶的思想，倒是引起他的极大兴趣。不过他的洞察力很强，很快就明白那多半是空中楼阁而已。
车尔尼雪夫斯基后来写的小说《怎么办》里，在《薇拉·巴夫洛夫娜的第四个梦》这一章里，关于理想国的描写，就是从这里得来的。
2. 地下小组织
在彼得堡，进步知识分子阶层中，革命情绪日益高涨，出现了一些半地下状态的小组织。哈内科夫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
这个小组正在积极活动，传播傅立叶的社会主义学说。当然，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普及后，人们才知道那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哈内科夫当时却是这一学说最热心的传播者之一。
1848年3月，当局就得到报告，说住在彼得堡私人住宅的“九品文官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具有明显的**倾向，并肆意宣布自己的准则”。“他结交甚广，周围约有800人，并与其中若干人组成社团。每周在约定的星期五晚上，总有15～30人聚集在他家里。有文职人员，大学师生，也有军人，都是与他志同道合者。这些人不打牌，一味读书、谈话和争论，直至翌晨四时。”
这样，这个地下革命组织，早已上了警察和宪兵的黑名单。
其实，彼得拉舍夫斯基和他的朋友们，从1845年便开始活动。起初只是一个读书会，通过彼得堡书商卢里，订购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学说的书刊。沙皇俄国严格封锁消息，禁止传播革命思想，将这类书刊列为**。这些难得的“非法”图书，就成了吸引人们来聚会的主要原因。
每逢星期五，晚会接连不断。开始人不多，只具有“学术性质”。熟朋友到这里来聚会，主要是交流新书信息，交换读书心得体会。
彼得拉舍夫斯基朝气蓬勃，刻苦好学，是个胸怀广阔、意志坚强的人。他又是个天生的鼓动家，精力旺盛，广交朋友，寻找一切机会传播他那隐藏在心中的思想。
1845至1846年间，经常到他家聚会的人当中，较著名的有诗人普列谢耶夫、政治家米柳京、批评家B·迈科夫、未来的《俄罗斯与欧洲》的作者丹尼列夫斯基、作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近卫军军官蒙别利，和大学生哈内科夫等。第二年冬天，到他家来的还有Φ·陀思妥耶夫斯基、恩格尔松。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又将各自的朋友带到他那儿，于是新来者源源不断。集会越来越活跃，活动内容越来越多样化。聚会者就**问题，在理论上进行探讨。作关于政治经济学、家庭和宗教的学术报告。逐渐地，小组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政治色彩更加浓厚。他们经常围绕俄国社会各种热点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如农奴制度的腐朽、社会的不平等、政府官僚的昏庸、书报审查制度的严酷等等。特别在欧洲大革命的影响下，小组的一些成员准备组织秘密团体，采取激烈行动，推翻沙皇**制度。
尽管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的思想千差万别，尽管星期五的来访者形形色色，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现存制度不满，渴望改变现状。
这一代人，是在沙皇尼古拉统治下长大的。用伟大思想家、评论家赫尔岑的话说：“他们忍受着全身骨折的痛楚，但他们幻想着全人类幸福的到来，并以此抚慰那受伤的心灵。”
据赫尔岑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了解，他这样评价：这个小组“当时对我来说是颇为新鲜的。40年代初，我只看到了它的萌芽，它发展于彼得堡，在别林斯基的事业快到尽头的时候。而它的形成，则在我之后，车尔尼雪夫斯基之前。组成这个圈子的，都是些年轻有为、极为聪明博学的人；但这些人却有点神经质、病态，走不远。”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警察暗探密切注意着这个小组的动态，时刻等待行动信号。它的名声和影响，却在警察机关的眼皮底下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内部，开始出现了分歧和裂痕。一个没有明确纲领和目标的自发组织，发生这样的事是很自然的。一部分人开始议论，打算组织秘密团体，准备为起义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另一部分人相反，被激进的变革想法所吓倒。地下组织的分化，已是不可避免。
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不再满足于在他家的聚会。1848年3月，他抱怨说，每星期五来的人，“一无所知，又不愿学习……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他们连基本概念都不清楚。”
在闹分裂这一阵，哈内科夫属于“纯傅立叶主义者”这一派。他正在积极征集自己的支持者。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里，哈内科夫独具风格，思想活跃，性格果断，信念坚毅。由于结识了哈内科夫，20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开始接触到了40年代末期革命知识分子的左翼。他们那受到压抑的活动，成了车尔尼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