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历史将永远记住那个黑色的日子：1864年5月31日（俄历19日）！
沙皇俄国京城圣·彼得堡的梅特宁广场。天色阴暗，细雨迷茫。广场的中央搭起一座行刑平台。台上竖立着一根粗大的黑色木柱，柱上的铁链闪着冷光。
广场周围有荷枪实弹的军警和便衣密探弹压；行刑台前由宪兵和警察排成人墙，不让群众靠近柱子。
俄而，响起“立正”的口令声。一辆由宪兵押送的黑色四轮马车驶到了广场中央，从马车走下来三个人：两名手提大刀的刽子手，押着一名身着黑衣的“囚犯”。
全场肃穆，上千的群众向“囚犯”默默致敬。
“举枪！”一员军官发出口令。刽子手取下“囚犯”的帽子，把一块写有“国事犯”字样的大木牌，挂在他的脖子上。接着便是宣读判词，读了大约一刻钟；刽子手又摁他跪下，在他的头顶上将一把剑折断。然后，将他的双手捆绑在行刑柱上的铁套环里，当场示众一刻钟。
这是沙俄当局精心导演的一幕“假死刑”。
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已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古老的俄罗斯帝国，却因为背负着沉重、腐朽的农奴制举步维艰，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发展。这必然导致经济、科技和军事的落后，政府的官僚体制**无能，广大人民在残酷的沙皇独裁统治下痛苦呻吟。1853年，俄国和土尔其为争夺黑海出海口，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当然是俄国战败。
俄国人民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也促使民众幡然觉醒。反对农奴制的呼声遍及城乡，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据沙皇政府秘密警察机关的统计：1858年农民起义有86次；1859年90次；而1860年上升到了108次！
农奴制己成为一个危机四伏的火药库，时刻威胁着沙皇的独裁统治。
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迫不得已在1861年2月19日，正式颁发了改革农奴制的法令。但是，这项法令并不是仁慈的恩赐，而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大骗局。法令规定，农民必须交付极高的一笔“赎金”给贵族地主，才能买得人身的“解放”，和一份土地。农民的生存环境没有多少改善，不过俄国却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轨的道路上，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从这时起直到1895年，俄国的解放运动由贵族时期，进入了平民知识分子（或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然后才有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到来。
这天的受刑人，就是本书的传主、著名的俄罗斯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唯物主义哲学家、评论家兼作家的车尔尼雪斯基。
他因反对农奴制、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而遭此迫害。他被逮捕后，已在彼得保罗要塞受拘禁两年之久。最后经沙皇御笔批准“照此办理”，枢密院宣布判决他7年苦役，褫夺公民权利并终生流放西伯利亚。
沙皇政府对重要的政治犯，放逐之前都安排一场凌辱性的“假死刑”。目的是企图摧毁其革命信念、侮辱其高尚人格、消除其在群众中的声望，并向革命人民显示独裁政权的威严。表演结束了，效果大出导演者意料之外：竟演成了一出难以收场的活闹剧。
车尔尼雪夫斯基再次被押上了马车，立即要送往流放地西伯利亚。这时刑场上的人群不顾刺刀和警棍，势如决堤的洪水，冲破警戒线向马车拥了过去。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是来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告别的，他们向他抛去一束又一束的鲜花。其中有一位献花的妇女被警察抓走。人群依然不肯散去，大约有10来个人赶上了马车，和马车并排走着。有一个年轻的军官，甚至脱下帽子领头喊了一声：“再见，车尔尼雪夫斯基！”
跟在后面的人群一拥而上，又去追赶马车……
马车上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感动得热泪盈眶，一再点头向人群致谢。并用手示意，这样做有危险，你们请回去吧！
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激起了所有进步人士的愤怒谴责和声讨。流亡国外的著名俄国评论家赫尔岑，在他主办的《钟声》杂志上发表文称：
“你们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绑在耻辱柱前一刻钟，而你们乃至整个俄国，将要在这根柱子上捆绑多少年呢？该诅咒你们，一旦可能还要对你们进行报复！……这样一幅画面，对子孙后代来说无异于是一帧圣像；而对那些用对付罪犯的办法对付人类思想的愚蠢恶徒来说，将使人们永远记住他们施于人的侮辱……”
后来的列宁，也高度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怎么办？》。盛赞他是“惟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我们离开那个时代越远，就越清楚地感到他们的伟大。”
1. 神甫的后代
1828年7月24日（俄历12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在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城。
那时候的萨拉托夫，远没有今天的繁华热闹，还是个非常偏僻的地方。那里经常发生野狼把城外渡河的行人吃掉的事。站在紧靠河边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家的院子里，可以听到狼在河对岸嚎叫。
查起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家谱”，实在有点寒酸。列祖列宗一片模糊；可追溯到的，仅限于他出生前半个世纪以内的情况。
他的父亲1793年出生。祖辈的生活贫穷而单调，属于社会底层的乡村神职人员。后来长辈中的某些人变成了农民；于是在他的家族中，除了助祭和教士，又出现了务农的庄稼汉。
父亲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出生在奔萨省切姆巴尔县车尔尼雪夫村。上中学时，他将就用所住村庄的地名，作为了自己的姓氏。加夫里尔从小丧父，母亲无力养育。领着衣衫褴褛的儿子，去找唐波夫市的大主教，含泪哀求把她母子留下。大主教动了恻隐之心，用“官费”送加夫里尔·车尔尼雪夫斯基上了教会学校。这个小孩根本不识字，不过看来渴望学习。他在这所教会学校呆到1803年，以优良的成绩毕业，然后转到奔萨教会中学。奔萨中学毕业时，因品学兼优，留校任教希腊语。接着又任命他为学校图书管理员和诗歌班的教员。
1818年，一个偶然机遇结束了他的教书生涯。
这一年，萨拉托夫的谢尔吉耶夫教堂的大司祭戈卢别夫去世了。萨拉托夫省的省长潘丘利泽夫，请奔萨省的大主教，在中学毕业生中遴选一名“优等生”，接任大司祭的职务。但有个附加条件，继任者必需娶已故大司祭的女儿为妻。另外呢，省长本人在办这件事的时候，也没忘了给自己捞点好处。他提出第二个附加条件：派一个受人尊敬、学识渊博但家境不甚富裕的人，为的是让继任者兼做他孩子的教师。
大主教看中了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和叶夫根尼娅·叶戈罗夫娜·戈卢别娃结婚后不久，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便成了“继承”的谢尔吉耶夫教堂的神甫。作为戈卢别娃的嫁妆，他还得到了一栋房子和一大片地产。这地产从谢尔吉耶夫大街，一直延伸到伏尔加河边。
于是，这个奔萨中学的教师，竟意想不到地被抬举成了一位神甫。同时也进入了由岳母娘戈卢别夫遗孀实行专横统治的家庭。
戈卢别娃为了使其家族继续“控制”谢尔吉耶夫教堂，嫁出了大女儿叶夫根尼娅不久，又嫁出了小女儿亚历山德娜。如果说出嫁大闺女，是因为需要一个人去填补神甫的空缺；那么嫁小女儿，则是为了攀上一个贵族家庭。她这样做并非为虚荣心所驱使，而只是“生活上的”实惠需要。戈卢别夫家原有许多奴仆，都是“老头子生前买来的”农奴。当时这些农奴，是以一个贵族的名义买来的。老太太把小女儿嫁给了贵族，才可以把农奴转到女儿的名下……可惜好运不常，二女婿年轻短命。他死后，年仅二十岁的亚历山德娜·叶戈罗夫娜，带着三个孩子嫁给了另一个贵族佩平。
1828年7月24日上午9时，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夫妇生了个儿子，取名叫做尼古拉。这孩子就是前言中出现的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
这时的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在当地已是小有名气。他成了大司祭、教区的监督司祭和宗教法庭的成员。不过，他的家庭还是连省里的中等人家都够不上。
家庭并不贫困，靠年长者的辛勤工作足可维持。生活上的必需品一应俱全，就是缺少活动金钱。
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和佩平，从早到晚忙于抄写公文。一人每年就要抄写1500～2000份“公文”。尽管如此，他还是挤出时间来教育孩子知书识礼。他不仅教小姨子学法语，而且还教她学希腊文。外甥女、儿子、以及后来成为科学院士的外甥，最初接受的都是他的教育！
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拉丁语，完全是父亲的功劳。他后来回忆道：
“我大多是自学的，但拉丁语除外——是父亲辛勤教给我的……我们两家的母亲，从早操劳到晚。待到精疲力尽时，她们便边休息边读书。”
而且，儿子自幼从父亲身上接受了这样一些优良素质：善于工作，兴趣广泛，精力充沛，才智过人。在这个家庭里，读书是受到尊敬的。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本人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为了购置珍本，他从不吝惜钱财。对于孩子们的事情，主要由孩子自己作主。温和而又矜持的父亲，尽量不去干预儿子的自由；母亲则相反，对儿子的爱表现得很严厉。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青少年时，为了不违背母亲的意愿，不得不违心地顺从听话。佩平家的农奴，全都忙于各种家务。
在熟悉人的眼中，这个孩子活跃、高兴和多话。而在陌生的环境里，则表现得胆怯、腼腆和拘谨。他的眼睛从小就深度近视，这对他的举止有很大的影响。和小朋友嬉戏时，如果他不握住对方的手，几乎认不出对方的脸。他后来曾这样描绘自己的童年：
“在童年，我的小朋友会用铅笔刀剪小纸人，用泥巴捏东西。可这些玩艺儿，我一样也学不会。连编织逮小鱼用的网子，我也没学会。网目结得大小不一，成了一堆乱线团，根本不管用。”
眼睛近视，使少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陌生人中产生一种紧张的感觉。近视也使他养成孤僻性格。这种孤僻性格，促使他变得少年老成。不过，车尔尼雪夫斯基还是喜欢各种儿童游戏的，尽管不一定那么入迷。
冬天，他最喜爱的一种娱乐，就是在山坡上滑雪橇。通常是当晚上父母外出做客不在家时，才去作这种游戏的。在漆黑无人的街道上，几个小孩跑到一起。他们从雪橇上取下那只用来从伏尔加河提水的大桶，然后把雪橇拖到中学大街。那里有一条倾斜的坡道，向伏尔加河边滑去。孩子们滑得很快，从歪斜的小房子旁边飞驰而下，因为惊险刺激而兴奋无比。
对少年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来说，最感亲切的莫过于自己家的院子、波克罗夫大街、莫斯科大街、新大教堂广场，以及最近的这一段伏尔加河岸。萨拉托夫城的其余地方，他就不大熟悉了。
家里过的生活是相当朴素而单调的。这是一个兴趣有点狭窄的闭塞小天地。成天不外乎是游戏和读书。家人平常谈论的、大人和小孩经常所想的，都是教堂、神甫、做礼拜、大主教、忏悔等一类的事。
佩平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两家不分彼此。尽管佩平一家，可以说代表“上流社会”，但这并没能改变车尔尼雪夫斯基家的习惯。佩平家的“上流社会”生活准则，不仅不显得对立，相反，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家所代表的“宗教”准则，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不过，这种“宗教”的东西，已完全尘世化。在这个家庭里，人们主要是用普通人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中的每件事。丝毫没有狂热的迷信，没有禁欲主义和神秘情绪。当他们讲到教堂时，主要是指父亲工作所在的谢尔吉耶夫教堂……他们讲“神甫”，主要是指亚科夫·亚科夫列维奇，即在教堂里的一位同事……仅此而已。
当然，车尔尼雪夫斯基家人，对宗教并非抱着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和教堂之间，不单纯是职务上的关系。家庭留给这个孩子的宗教偏见，实际上长期影响着他。摆脱这些偏见并非轻而易举，而是经过了一番艰苦斗争的。
2. 勤勉的学童
人活着，每天都有各种需求；生活本身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传统的宗教观念。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辈都是平常人，当然受到各种并不奢侈的需求的纠缠。幼小的尼古拉在他们当中成长，已经习惯于他们的言行和思维。以致在后来需要从理论上辨别真伪和善恶时，这些对他起了很大的作用。
除上面描述的家庭及其影响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生活。这种生活对这个敏感的小孩子，同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童年就有机会观察到，底层人民的生活是多么艰辛。农奴制、兵役、当局的专横残暴，给农民带来了多大的灾难。在伏尔加河岸边，到处可以见到纤夫和搬运夫的住宿地。生活条件极为恶劣，受着骇人听闻的剥削。还有，成群结队的囚徒，沿着察里津大街被驱赶而过。从1835到1845年的10年间，有成百上千的农民，因造反从萨拉托夫省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佩平家在阿特卡尔县，拥有一座不大的庄园。佩平家的农奴，经常从那里来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家。在紧靠佩平庄园的一个村子里，农民打死了一个虐待他们的地主。当局残酷镇压农民的消息，也传到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些小孩的耳朵里。
在城里，经常可以见到当众鞭笞犯人，和在校场处决犯人。萨拉托夫城里驻着一个团的部队。在校场上，士兵进行步法操练和持枪操练。稍有差错，立刻就地当众受到惩罚。征兵站前聚集着人群，母亲们满面泪水，她们将要和儿子分别25年。被抓的壮丁则显得满不在乎，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自己在萨拉托夫的那段生活，作了如下的描述：
“不是在高贵的社会中长大的。所记得的，都是粗野贫困的生活。一群群喝得醉醺醺的纤夫，踉踉跄跄地走过古城的街道，他们喧闹着，吼叫着，唱着粗犷豪放的歌曲。”
老百姓的逆来顺受和无可奈何，引起了年少好问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注意，并使他感到忧虑不安。
1836年，小尼古拉8岁时，加夫里尔·伊万诺维奇开始为儿子启蒙，教他学习识字读写，决心亲自为儿子进入教会中学创造条件。送给了孩子一个笔记本，本子上写着：“劳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