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军事家曹操如是说。对萨特而言，缓解焦虑、烦恼的最佳方式是创作加旅行。写作《阿尔托纳的被幽禁者》和《辩证理性批判》使萨特近年来所积蓄的沮丧、恐惧缓和了很多，而随之而来的巴西之行则使他沉浸在暂时的忘情欢乐中。
1961年，几位巴西的作家、知识分子邀请萨特和波伏娃去他们的国家谈谈古巴革命、谈谈古巴革命的领导人物卡斯特罗，那儿正兴起一股卡斯特罗热。为什么要老是沉湎于对本国的不幸无能为力的痛苦之中呢？为什么要抛弃生活本身的乐趣？萨特决定使自己摆脱精神懈怠、慵懒的状态，到这个发展中国家去走一遭。
当飞机在累西腓机场降落时，他们只觉得眼前一片眼花缭乱，骄阳下站着一大群摄影师和记者，数不清的双手、数不尽的鲜花。一辆小车径直将他们送到一个典型的巴西农庄。坐在主人的露天客厅里，由棕榈树、香蕉树等热带树木构成的波浪起伏的自然风景使萨特和波伏娃如置身天堂。巴西人的好客名副其实，他们认为一个人是通过自己的嘴巴来了解一个国家的。立即有人为两位贵宾倒了满满两杯灰黄色的果汁——甘蔗白兰地和柠檬汁的混合液，萨特和波伏娃还是头一回喝这种奇特的饮料。接下来的食谱更让他俩大开眼界：西蕃莲、木薯粉、椰子奶和一种巴西东北部最典型的菜肴——扁豆大杂烩。饭后的散步更让他俩感到好久不曾有过的舒畅：水在睡莲下无声地流淌，装在一只大笼子里的好多种鸟做出自我炫耀的姿态，抬眼仰望，山坡上的南洋杉、玉兰树和红杉挺拔秀丽，一切美如仙境。
巴西人的好客还表现在他们对萨特的演讲的狂热。当萨特在里约热内卢大学的一间阶梯教室举行记者招待会时，许多人不远千里地从外省赶来听他讲话。当有记者问及有关戴高乐、马尔罗的问题时，萨特作了直截了当、毫不忌讳的回答。第二天，各家报刊竞相刊登关于这次招待会的报道，而且自此以后，里约热内卢的每家报刊，不论是时报还是周刊，都热切关注、追踪萨特的活动，刊登他的大幅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