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名之后的萨特丝毫没有改变。他还是住在旅店里，还是常常到咖啡店坐坐，他还是无心考虑自己该如何打扮，仍然不结婚，仍然避开社交界，也从不拿作家这个幌子来保护自己，尽管如果这样做的话，他的一些“奇谈怪举”可以得到一些谅解。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仍然是写作，惟一有所变化的是：他对当代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了。每一个重大社会事件、每一篇重要的政治评论都令他密切关注。
二战后的法国到处是贫穷、饥荒。食品的短缺不断引起骚乱、罢工和犯罪。就在这种时局下，法国国内政治势力的团结却日益显出分崩离析的趋势，政党间的争执不断尖锐化。右翼组织“法兰西人民联盟”坚持进行激烈的**运动，而法国**的举措也显得有些过火：他们几乎把每一个不向他们靠拢的人都叫做法西斯分子，事实上，左、右派的这种对立在更大范围内是国际大团结瓦解的折射：美苏两大集团的冷战已经拉开了序幕。
该往何处去？萨特感到无所适从。他当然一向与狂热的好战者——那些希望以强权、武力来恢复法兰西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的戴高乐分子针锋相对，但他也不尽赞成法国**不惜一切代价与苏联保持一致的做法。在他看来，苏联当然是社会主义的化身，然而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它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还为战争作准备，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把世界推到了危险的境地。
有没有第三条路可走？萨特决意避免选择两大集团中的任何一方，而找出另一条路来。当然，要坚决反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阵营的霸权政策，然而拒绝与苏联完全站在同一立场上也并不算消极。萨特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宣扬自己这种政治态度，从而影响越来越多的人，达到使法国避免走上歧途的目的。
机会很快就来了，连萨特自己也没想到，他可以在国家电台发表讲话。从前萨特当老师时的同事吕西安·博纳法正活跃于社会党内，他提议萨特和《现代》的成员可以在每周一次的“现代论坛”节目中播音一次。萨特决定最大程度地利用这次机会。
第一次节目开始了，萨特和他的同事们采取了圆桌讨论会的形式。他们轮番呼吁听众抵制两大集团的冷战。“无论你们加入哪一派，都只会加剧双方的冲突。和平是可能的！”萨特那尖利的声音回荡在法兰西的上空。
第二次节目是一个政治小品。其时，法国正准备举行地方选举，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县级选举中赢得了胜利。可是，就在选举的第二天，他们遭到了萨特和《现代》同僚们的猛烈抨击，在这个政治小品中，由舒尔法扮演一名戴高乐分子，而萨特、波伏娃、梅隆·庞蒂、蓬塔利斯和博纳法轮流同他论战，以排山倒海之势驳倒了“假戴高乐分子”的每一种辩解，并借机谴责了戴高乐分子宣扬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做法。
广播节目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其中不乏赞同之声，也有一片指责声。几家报刊开始起劲地诋毁他们，而一些胸前挂满了勋章的戴高乐分子竟怒气冲冲地来到萨特常去的“弗洛”和“塔布”咖啡馆，里里外外找了个遍后，扬言一定要把萨特痛打一顿。稍温和一些的右翼知识分子则提出挑战：要把这种讨论会继续下去，他们将出来应战。不过也许是因为害怕萨特那所向披靡的辩才，他们最后又不了了之。最厉害的回击来自已经做了戴高乐的新闻部长的马尔罗。他亲自来到已年逾古稀的加俐玛尔那里，发出最后通牒：要么加俐玛尔出版社立即停止出版《现代》杂志，要么他马尔罗洗手不干，而纪德以及该社旗下的许多驰名作家也将一齐退出。这道杀手锏在加俐玛尔出版社内部引起了恐慌，经过了整整24小时的调停、协商后，双方才达成一致：《现代》仍由加俐玛尔出版社出版，但主编易人——出版家勒内·朱利玛取代了梅隆·庞蒂。不久，政府把“现代论坛”节目也封杀了。
只局限在几个知识分子中的活动远不能改变现实。这是“社会主义与自由”组织、“现代论坛”节目的失败所带给萨特的教训。他开始考虑是否应该组建一个政党，以形成一种较为强大的抵制左、右两种势力的力量，从而为改善国内、国际局势，维持战争使之更显珍贵的和平而作出尽可能的贡献。恰在此时，萨特结识了一位社会主义政治家——胡塞。
胡塞是通过梅隆·庞蒂的引见而认识萨特的。初次见面，萨特对他并无好感：胖墩墩的，一只眼睛上贴着膏药，几颗牙齿已不翼而飞，讲起话来，声音响得像喇叭。乍一看，这不像一位政治家兼高产的作家，而活像一个海盗。可是不久，萨特对这位其貌不扬的政治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他也在寻求“第三条路”，而且似乎已经找到了，还创立了名为“革命民主联盟”的政党。这一组织的名称虽然有些激进，但却奉行中间路线。它的宗旨是把各种不愿与苏联结盟的社会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利用它们建设一个独立于两个集团之外的欧洲，建设一个和平、中立的社会主义。看到如此有名望的萨特对自己的政见表示欣赏，胡塞不失时机地请萨特加入他们的组织，并请他担任该组织执行委员会的委员。
这次，萨特陷入了生平第一次犹豫不决中。长期以来，他追求个人自由，并发誓要为人类的解放而承担责任。然而，和一切珍视独立，不愿用任何纪律、强制和义务来束缚自己的人一样，萨特从不曾想过要加入别人的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