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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洗衣船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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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加索和洪耶是上午9时到达巴黎的。洪耶的腋下挟着一个大箱子,那里面是他和毕加索的全部财产,大量的绘画和几件衣物。一下火车,他们就按计划直奔蒙马特尔。

    蒙马特尔高地位于塞纳河北岸,是巴黎的贫民窟之一,到处可见残垣断壁。30年前,这里曾发生过一场近代史上惊天动地的革命——巴黎公社的英雄们为了捍卫自由和正义同凡尔赛方面开来的镇压军队进行了殊死搏斗。每当毕加索观赏史太因林的名画《巴黎公社万岁》、《国际歌之图》,他的胸中就热血沸腾,这些都促使他把自己的画笔紧紧地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直觉告诉他,只有穷苦人的命运,才能唤起他艺术的良知。

    蒙马特尔山西南面的斜坡上,有一个埃米耳古多广场,在那儿你可以看到一栋奇特的房屋:客人从街上来,必须先走过上层甲板,再沿着弯弯曲曲的楼梯与黑暗的过道走下来,才能进入房间,它的顶层基本与地面平行。由于它的外表颇像停泊在塞纳河上的洗衣船,马克斯·耶科就命名它为“洗衣船大楼”。其实,这栋房子既没有水,又不合卫生要求,美其名曰“洗衣船大楼”更多的是讽刺和自嘲。

    如此破旧不堪的建筑,连保险公司也不敢冒险接受,但在两个世纪的交接时期,它也许比巴黎市的任何富丽堂皇的高层建筑都要重要,都让人肃然起敬和回味无穷。这里住过高更和象征主义的那一代画家、作家;而今,毕加索这一代又开进来了。这个矮个子西班牙人虽然是来“求救生良药”的,但他与高更等的卓越努力所形成的传统,使蒙马特尔至今仍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画家们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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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像是一场暴风雨,毕加索的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变化的起源在于一次“粉红色的奇遇”。

    那是1904年8月4日下午,刚才还是晴朗清爽的天空突然换了一副面孔,乌云翻滚,裹着豆大的雨粒凶神恶煞般地扑向城市。毕加索正在画室工作,看见一只猫被倾盆大雨冲得晕头转向,可怜地缩成一团。毕加索对动物怀有天然的感情,他连忙跑出房子,把那小家伙抱在怀里。他正起身,迎面碰上了一个丰姿绰约的女人,淋得透湿的、水灵灵的美丽逼到了毕加索的鼻子尖。

    “这只猫真好玩。”仿佛是从月球上传来的声音,与洗衣船的脏乱差格格不入。

    “那就送给你吧。”

    说着,毕加索将猫塞进她的怀里。

    这就是毕加索与费尔南多·奥利维埃的第一次相遇。毕加索黑亮的眼神固执地盯住费尔南多,她只好答应去他的画室。费尔南多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乍一看上去,他并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虽然那种奇特的执拗的神情慑人心魄。你几乎不能把他当作社会名流,但从他身上感觉到的内心火焰,使他拥有一种我无法抗拒的磁力。”

    费尔南多是地道的巴黎人,出生于犹太人家庭,父亲是手工艺工人。她比毕加索大3个月。17岁时,她与店员佩舍龙不小心生了一个孩子。5个月后,佩舍龙娶了她,但不久,父子俩都失踪了。费尔南多再嫁给雕刻家拉博姆,哪知拉博姆是个精神病人。她又再次出走,直到那场雨把她送到毕加索面前。

    秋天,他们正式同居。毕加索刚刚背井离乡,心头的苦涩正浓,加上穷得不像样子,而费尔南多的爱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空白——亲情的空白,钱财的空白,社会地位的空白。因而费尔南多除了以情人的身份出现,在家里,毕加索最需要的还是她的母性。如果毕加索不拿起画笔,那他简直就像个小孩子,他好吃,好玩,好恶作剧,好把家里弄得稀乱。费尔南多是个出名的懒妇人,但毕加索却能让她勤快起来。她烧得一手好菜,能在一只烧石蜡的小炉子上做出各式美味可口的肴馔。她还善于节省,每天花不到两法郎,就能安抚毕加索和他的朋友们的辘辘饥肠。

    费尔南多最可贵的品质,是她能忍受毕加索的穷和他那帮穷朋友的闹。费尔南多很长时间没有鞋子穿,走不出画室,幸亏有大批旧书,消磨了她好几个星期。冬天,他们没有燃料,只得钻在被子里取暖。经营煤炭的邻居听说了,赶忙送来一箱藕煤,而且不肯要钱,他被费尔南多的“一双眼睛迷住了”。

    费尔南多的佳容丽质与开朗乐观的性格改变了毕加索,她的母性的庇护使毕加索深藏在骨子里的诗人气质和顽童禀赋得以水落石出。但她却拒绝了毕加索的求婚,她碍于自己坎坷的经历,也了解毕加索多变的性格,她愿意和他这样过下去,宁静的,浪漫的,不受什么约束。因为,毕加索是约束不住的。

    毕加索把费尔南多带回了巴塞罗那家里,他希望父母能做通她的思想工作。唐霍塞夫妇俩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未能让费尔南多做出承诺。唐霍塞只好叮嘱儿子,一定要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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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诗人萨尔蒙回忆,毕加索和费尔南多的那间陋室在洗衣船大楼的顶层,里面“一个放颜料的木柜,一张从旧货商那里买来的普通小圆桌,一张当床睡的长沙发,一个画架。把原来的画室分隔开,形成一个密室,放着一件类似床的东西,朋友们称之为‘卧室’。”

    毕加索在费尔南多身上体现了他对女性一贯的细心和温柔,尽管他给予她的“卧室”地板都翘裂了。他好不容易赚点钱,第一件事就是去为费尔南多买她最喜欢的香水。他将香水洒在画好的费尔南多肖像上,说是为她“化妆”。

    毕加索愉快的心情明显地反映在创作上,蓝色与其它暗色逐渐减少,画面上增加了玫瑰色和粉红色,比如《演员》、《坐着的裸女》等。同样是表现穷人的辛酸困苦,这一时期的画,色调较以前柔和,轮廓更鲜明,处理人物形象的分寸感把握得更好,有人将它命名为“粉红色时期”。一直关注着毕加索的查尔斯·莫里斯在1905年3月撰文说:

    “与早期作品相比,他已更加敏感和成熟。以前他更多的是沉湎于悲哀之中,而其中并不含有同情。”

    1904年底,毕加索在圣拉扎尔火车站的一家英国酒吧邂逅法国现代文学“开一代诗风”的先驱者阿波利奈尔。这件事来得很偶然,阿波利奈尔在等候火车,准备去勒韦西尔他母亲那里;而毕加索正在车站送他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曾是阿波利奈尔的同事。鬼使神差,他们注定要在这段空隙里第一次握手,从此紧密合作,掀开西方现代文学艺术运动的崭新一页。

    阿波利奈尔是罗马教皇内侍女儿的私生子,从母姓。他在德国当过家庭教师,又游历了欧洲各国。1903年到巴黎,靠编辑和写稿养活自己。见过毕加索几天后,他就为他的新朋友写了他平生第一篇艺术评论,而且对视觉艺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阿波利奈尔也成了洗衣船大楼的常客。

    马克斯·耶科的隔壁住着一个小伙子,叫索里奥,靠卖朝鲜蓟营生。索里奥的顶上则是毕加索和费尔南多的住室。毕加索不在家的时候,索里奥就透过翘起的地板,对着费尔南多做鬼脸。耶科听说了,拍着胸脯要解决这件事情。

    晚上,耶科纠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