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时，力请创造轮船，并有正谊堂书局、求是堂艺局之设，所有管驾、看盘、机器均选用闽中艺局生徒承充，并未参杂西洋师匠在内。洋人每言华人明悟甚于洋人，亦足见其言之不诬也。见闻广东正绅多延访深明艺事者课其子弟。此风一开，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不但船坚炮利可以制海寇，即分吾华一郡一邑之聪明才智物力，敌彼一国而有余。……此言艺学之宜行也。"
接着，左宗棠阐述了"道"与"艺"的关系。他说："缘古人以道、艺出于一原，未尝析而为二，周公以多材多艺自许，孔子以不试故艺自明。是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显然，左宗棠是通过把艺事纳入自强之策，来实现"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的目的。他尽管从古代经典和先王圣人那里引出道与艺并举的范例，但其归结点仍然是强调"不能离道而言艺"，道与艺的关系依然是"本末轻重之分"。他的这些主张与"中体西用"论并无二致。
左宗棠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的道器、本末、体用观在19世纪60-80年代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思想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较早地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形成了适应于近代社会发展的中西合璧的新型文化观。它说明西学也可以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服务，有利于清朝的统治，这就为西学在晚清的传播找到了一条为朝野能够基本接受的特殊的门径。它给予长期以来清朝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视西方长技为"奇技淫巧"的封闭状态以一定的冲击，对那些敢于突破"视洋务为畏途"观念、勇于把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己任的人们给以保护。正如主张"中本西末"、"中主西辅"的郑观应所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②由此可见，包括左宗棠在内的"中体西用"论者不无提防顽固派对他们提倡西学横加指责的用意。当然，"中本西末"、"道本艺末"、"中体西用"观又限制了他们学习西方的范围，左宗棠也无法摆脱这一历史的局限性。
左宗棠学西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器物文化①方面，即从器物上承认中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步，把西方的艺事置于所学的范围之内。在左宗棠看来，外国的"长技"主要有轮船、火器、机器、开矿、电报、铁路以及语言、文字等。对此，他多有述及。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除了主张仿造轮船外，他还指出："如虑机器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②他建议在福州船政局内设立学堂，其目的是，"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③
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致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谈了他对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艺事的看法，指出：
"窃维义理之学广大精深，故虽毕生穷研，不能罄其蕴。至艺事则数可考，象可求，重聪明不重神智，但有己事可以起悟，勤者能精，不必效法他人之长，成功则一耳。艺局生徒赴各国游学，以扩闻见长识解，自题中应有之义。愚见布洛斯近出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精妙绝伦，最为利器，弟亲临试放，数百出，知其命中致远，实为洋中所罕见。似可乘遣赴各国之便，亦到布洛斯讲习制炮造子诸法。……泰西各国艺事有益实用者，火器而外，水器为精。西北水利不修，农功阙略，关陇同病，陇又甚焉。如今艺局生徒到各国时留心研究，择其佳者携至中土，照式制造，裨益实多。"
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又谈到开河机器的长处。他说："大抵泰西水器有稗实用，为中土急宜仿效之事。此时仿效制造，必选材质与之相近、学艺已有几分者为之先导，庶几易睹成功。将来传其法于中土，华人可以互相师法，无须洋匠教习，则与福建轮船局同功矣。"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再次论述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好处，对中国"仿造益精"的成效感到自豪，强调不应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他认为：
"海上兵事起，泰西诸国乘吾守御未设，群起侮之。然彼以火轮车船枪炮相耀而已。款议成，且取所有机器市于我无靳也。未几而中国仿造益精，彼固无所挟以做我，且羡中土之人敏慧胜于西。过此以往，人其人而物其物，其于古者立贤无方，楚材晋用之说不益有合乎？策士之言日："师其长以制之。"是矣。一惭之忍，为数十百年之安，计亦良得，孰如浅见自封也。"
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主张仿西法以机器开采徐州铜山利国煤铁矿。他指出："铜山利国驿土产煤铁，应准开采，以尽地利。惟矿务兴废虽有其时，而人事不可不尽。洋铁所以加于土铁者，由于炉化之精，足以全其真液耳。西人独擅其长，其实无他谬巧。兹据禀称，职员胡恩燮集资试采，延矿师巴尔勘识，复购觅机器以速其成，似有把握。"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谈了"艺事"的内容。他说："大约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能通中西语言、文字，则能兼中西之长，旁推交通，自成日新盛业。……自强之策，固无有急于此者。"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在临逝世前仍念念不忘地主张通过学习西方以致富强。他说："如电报、轮船，中国所素无者，一旦有之，则为断不可少之物。倘铁路造成，其利尤溥。③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左宗棠向西方学习思想的上述主要内容表明，他所要引进的西学即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从而使中国向近代化的方向挺进。他的这些主张是对林则徐、魏源学习西方思想的继承。林则徐"师敌长技"的范围是"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更直接地谈到他对"夷之长技"的认识，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点，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因此，他建议在沿海地区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这便是魏源"师夷长技"思想的中心内容。左宗棠的思想内容显然继承并拓展了林、魏的主张。左宗棠向西方学习思想的着眼点即是"中不如西，学西可也"。他对中国知识界长期昧于世界大势，对西方长技不屑一顾的现象深为不满，诚如他所指出："窃以为近时人心之蔽，每因此关，未能勘破，遂尔见异思迁，夺其素志，浸欲崇般倕之社而废泽宫，精考工之言而弃官礼，傎孰甚焉！今试以艺事言之，聚儒者于一堂，而课以金工、木工之事，固问十不能答一，盖以非所习也。与华之百工校且然，况泰西师匠乎？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其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①
当然，左宗棠作为程朱理学的崇奉者和封建政权的卫道士，他的文化思想中不可能不把中学与西学的"本"与"末"关系视为天经地义的真谛，他强调的是"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即西方资本主义的"艺"要服从于清朝封建主义的"道"。他还说："言学而至于艺，言战而专于械，不过学与战之一端。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师其长，固也。若谓学止在艺，战止在械，夫岂其然。吾人读书，志其大者、远者，博与巧非儒所尚，有时迂疏寡效，不如小道可观，致使人以儒为戏，此固学者之过，岂儒术误之耶？"特别是在关系到农业这个"本务"与工商业这个"末务"的重大问题上，左宗棠尽管不排斥工商业的发展，但他对怎样看待这一关系时却是颇有偏差的。他指出："彼之未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操赢以驭其绌，一转手而富强，且十百于泰西。"②
鉴于此，我们可以说左宗棠的西学文化观是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制约的，他对西方的认识程度是不够深刻的，这也是洋务派在引进西学中的一个通病。与左宗棠同时代的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③表明他们学习西方的意识主要集中在船坚炮利的器物层面。然而，左宗棠能够倡导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主张引进近代化的机器生产，强调"艺事"的重要性及其内在价值，这比较那些"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①的封建顽固派来说，实在有着天壤之别，表现出左宗棠的开明姿态和开放型的文化观。在左宗棠的思想意识中，他不认为中国人的才智比外国人差，而认为只要中国能够稍重视一下"艺事"，就可以赶上西方列强。正如左宗棠所言："中国人才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故有时独形其绌。"②学习西方的"艺事"，这就是左宗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思想归结点。
通观左宗棠的文化思想，联系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大环境，可以引导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左宗棠一生都奉程朱理学为圭臬，但他并未于此而显得特别守旧，而他所大力倡导的却是经世致用之学和西学。因此，那种认为传统儒学对洋务思想只有消极影响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儒学的崇奉者，但他们都能程度不同地主张向西方学习。而像倭仁这样的理学大师，则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未，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成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③由此可见，无论一个人在学术倾向中是尊奉宋学还是汉学，或者是治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对其人文化思想的各个层面都不能起到完全的制约作用。曾国藩乃倭仁弟子，而他们二人却分属洋务派和顽固派。左宗棠曾说他与倭仁"颇属心交"①，但这只不过是对倭仁治理学的成绩表示敬佩，而左宗棠从来也未对倭仁始终反对学习西方的态度表示首肯，他反复强调的是自己学习西方的举动乃"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一贯坚持主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观点，同倭仁向来鄙视西学的见解形成巨大反差。总之，左宗棠的文化思想在清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交融中是站在先进人物一边的，对其加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是有借鉴意义的。
③［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魏源集》，上册，第174页。
①潘振平：《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138-153页。
①［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77页。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五。
③《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五。
④《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四。
①《答顺天府府丞王孝凤》，《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二六。
②《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一八。
①《<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7页。
②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第222页，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清］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第207页。
④［清］姚莹：《与余小波言西事书》，《东溟文后集》，卷八。
①《〈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6-257页。
②〔清〕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页三五。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0-64页。
①［清］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页三九。
②［清］王韬：《韬园尺牍》，第3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韬园文录外编》，第32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清］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5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清］郑观应：《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6页。
①《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5-576页。
②［清］郑观应：《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2页。
①庞朴认为，中国近代史所发生的中西文化冲突，无异于文化结构的逻辑展开：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戊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见《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81-98页。
②《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1页。
③《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2页。
①《答沈幼丹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一至二。
①《刘道璈禀省城东关外地方宽厂堪以建造机器房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3页。
②《薛庐美树轩题额跋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92页。
①《徐州程道国熙禀聘请矿师探验铁质试办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65页。
②《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7页。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帝国主义侵略类·中法战争案卷》，第107号卷。
④《左文囊公实录》，第1册，第9页。
①《答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二至三三。
①《与董韫卿大司农》，《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四三。
②《与周荇农阁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九。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页九。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页一○。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卷九，页五九。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页七。
①《与崇俊峰方伯》，《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四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