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而走上歧途造成终身遗憾，甚至身羁杀戮之祸者是不乏其例的。这就要求交友必须慎之又慎，决不可有半点苟合。吕祖谦指出：一个人如果交友马马虎虎，其人品也不会高到什么地方去。
人若求师取友之心泛泛，则可见平日工夫亦是悠悠。泛爱众而亲仁，居是邦也。事① 《文集》卷20《杂说》。
② 同上卷12《易说·乾》。
③ 同上卷13《易说·咸》。
① 《文集》卷20《杂说》。
② 《文集》卷13《易说·复》。
① 《文集》卷17《论语说》。
② 同上。
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古人之于师友其切如此。这就是说"爱"与"友"是有原则区别的。"爱"可以不分对象。众人都在"爱"之列，而"友"则有严格的标准，必须是"士之仁者"才行。吕祖谦提出了"直"、"谅"、"多闻"三条具体标准。
凡人之取友必须端正，然后渐染气质，做得好人。直乃刚直之人。我才有过，便得其规正，然所贵乎友直者，不独有过赖其规正，与此等刚直人处，则我非心邪虑自然不敢前。谅是忠信之人。我有事得其至诚相与，然所贵乎友谅者不独有事赖其相与，与此等忠信人处，则朝夕渐染，涵养吾之气质，亦将为忠信之人。友多闻，非特取其闻见博洽，盖此等人历事久阅义理多，见事通透，与此等人友，不独赖其相与，谋事亦觉自己疏漏，自然激发进步。为学友此三等人，安得无益？交朋友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朋友的真诚帮助，在其优秀品德的感染和丰富学识的教育下，克服自己的缺点，增长自己的才能，做一个好人。从这一目的出发，吕祖谦以为与刚直之人为友，不仅自己一有错误，即可"得其规正"，而且与这种人为友，违背封建义理的"非心邪念"不敢萌发，久而久之，自己亦能成为刚直之士。与忠信之人为友，遇到麻烦，其能以"至诚"相待，决不会落井下石。尤其与他们相处日久，即能受其熏陶，涵养自己的气质，终究有一天自己亦会跻身于忠信之士的行列。与多闻义理者为友，也有这样两个好处。一是他们"久阅义理"，"见事通透"，因而与之共事可以少犯错误。二是与他们相处，自己的"疏漏"就会明显显露出来，从而可以产生上进的念头。
吕祖谦认为朋友之间，应该相互坦诚相见。所谓"朋友之道亦只是推诚相与，自然无疑"②，而相互之间的理解与信任比什么都重要。
"大抵人之交际，最要看一个虚与实。如今人闾巷酒食之交，当时非不甘若醴，及一旦遇事则都不见。缘其初交，本不曾理会著实底事，若交际之间，始若淡薄无味，然其气味却长。始若亲昵，其终必不久。如东坡刚说两句极好，全我者皆平日所畏人也，误我者皆平日所爱人也。平日所敬畏之人，终必有益。①大抵易合者必易离。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
且如闾巷之交其初非不欲常，其终必变者，何哉？以其不知久敬之道也。凡人之交际皆然。朋友之间的真诚友谊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的，而不相互吹捧恭维，也不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以图表面上的"亲昵"无间，所谓"君子之交淡若水"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正因为这种友谊来自理解和信任，而不掺杂利害得失，所以它不为岁月之流逝而淡漠，不为利害得失之冲突而动摇，能够长久地保持下去。相反，依靠各自的利害得失建立的友谊，虽然表面上"甘如醴"，但终究会因为利害得失之冲突而瓦解。我们认为吕祖谦对于友谊的这种理解不愧为真知灼见，给人启迪颇多。
交友应该掌握"直"、"谅"、"多闻"之标准，那么什么人一定不能引以为友呢？吕祖谦认为千万不能友"便辟"、"便佞"之辈和"善柔之人"。
辟是邪僻，谓之便者以其便利；善柔是循循无能为之人；便佞是可媚于我者。友便辟、便佞所损固不言可知，善柔之人未见得有损于我处。??与循人无能为之人处，便③ 同上卷20《杂说》。
① 《文集》卷17《论语说》。
② 同上卷12《易说·豫》。
① 《文集》卷19《史说》。
② 同上卷13《易说·恒》。
入便辟便佞之媒梯。一则与此等人处无所观瞻，并自己亦放倒了，不能振发进步，故善柔最是害事。学者须当自点检。若所友直、谅、多闻则固可自喜。若是便僻、善柔、便佞，则便当引避。否则为小人之归必矣。"便辟"，是专为一己之私利考虑的邪恶之徒。"便佞"则是为了一己之私利而溜须拍马之小人。与这两种人为友，其危害不言自明。故而吕祖谦着重分析了与"善柔之人"为友的坏处。
"善柔之人"虽然没有直接危害自己，但由于他们"循循无能"，从他们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帮助事小，但与他们相处日久，会使自己的上进心消磨殆尽，"不能振发进步"。久而久之也就会沦为"便辟"、"便佞"式的人物，因此应该远避"善柔之人"。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吕祖谦说的"直、谅、多闻"以及"便辟、善柔、便佞"是以封建义理为标准的，但在其阐发的过程中，亦有可资借鉴的因素。
交友必须慎之又慎，从严掌握，非"直、谅、多闻"之士不交。然而天下众生芸芸，究竟哪些人才是"直、谅、多闻"之士呢？不经过长期接触和观察是无法了解的。这就要求接触面要尽可能地大些，所谓"要宽，莫教窒窄。"②吕祖谦强调指出：大抵为学须当推广大之心。凡执卷皆是同志，何必与亲厚者及相近者方谓之同志，而疏远者便不是同志之理。此只是一个忌心。??大凡人处心：贤者敬之，不肖者怜之；庸常者容之，如此便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此三句益见圣人广大气象。又如何有可厌可弃之人？盖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尝有内外？人人有此心，和气自然薰蒸，太平丰年之气自此感格。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小圈子。这就难免有亲疏。但不能因此认为只有和自己"亲厚及相近者"才是同志，而与自己性格不合。关系疏远的就一定是奸佞小人。说不定其中亦有"直、谅、多闻"之士。这里的关键是要彻底根除嫉忌之心。吕祖谦认为孔于超出常人之处就在于他具有"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伟大胸襟。这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处世准则。如果人人都坚持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度量去待人，就不会有亲疏之分、内外之别。整个世界就会其乐融融、亲密无间。然而这正是吕祖谦的一厢情愿。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不仅"凡执卷者"决不可能都是志同道合的正人君子，而且在充满压迫和剥削的封建社会中，"四海之内"也决不可能是"皆兄弟"。
从"贤者敬之、不肖者怜之，庸常者容之"的思想出发，吕祖谦提出了"降意以求"的原则。
与人相与处，最当理会降意两字。不降而升，小则忿怒，大则暴戾。世界是复杂的，而其中又以人为最。每个人的生活信念、旨趣不尽相同，加之生活经历、素养、性格的差异，因而不同的人在观察、思考、处理问题时，其出发点和方式也不会完全相同。这就要求不能以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需要"降意"而求，即对他人存点宽容。
吕祖谦指出，在和别人接触过程中，不能一听到对方有些活不中听就翻脸，正确的态度是撷取对方议论中某些合理成分，加以演绎扩充，这样于人于己都有益。
① 《文集》卷17《论语说》。
② 同上卷20《杂说》。
① 《文集》卷19《史说》。
① 《文集》卷20《杂说》。
听人说话，或有不中节者，亦无都不应答之理。说十句中岂无一句略可取？将此一句推说应之，亦于其人有益。认为别人的议论即使总体上是错误的，但其中总有一些可取之处，因而不能"都不应答"。当然这种应答不是无原则的敷衍，而是充分肯定其中可取因素。吕祖谦这一主张体现了与人为善的精神，必须给予适当的评价。
从与人有益的观点出发，吕祖谦进而提出了"治人便是治己"的思想。
他说：天下事只有治己治人，更无他事。然振民便是育德，治人便是治己。虽名两事，元非两事。无事则内欲自育其德，临民振之而已。中庸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盖终日所行，若不入此两事，则皆非吾所当事矣。今人所作不是无益于已，无益于人。即有害于已，有害于人。①吕祖谦认为世界上的事情虽然千头万绪，但归根结底只有两种："治己、治人"，即增进自己的主观道德的同时，提高别人的道德，而提高别人的道德，也就是增进自己的道德，因此"治人便是治己"。"治己"与"治人""虽名两事"，其实是一回事。同样的道理，"无益于人"，即"无益于己"，"有害于人"也就"有害于人"。
吕祖谦还专门论及了与小人相处应注意的两个问题。他认为要不被小人"染着"，重要的是自己品行端正。只要自己既仁且义，不仁不义的事从来不做，不仁不义的话从来不说，那么就会收到"不仁者不敢登其门，不义者不敢造其室"②的效果，自然也就可以不受小人之"染着"了。如果君子不幸而与小人共事，应该自觉保持一段距离，不能与其讨论私事，如果是公事，则另当别论。
公事有未晓，不与之言，则辱君命，固是不可。若公事外，又与他私说，便失待小人之体，两者须仔细看。后世之待小人，若太过则与之共事时，公事亦不与言；不及时，往往私事亦与之言。吕祖谦认为与小人共事有两种倾向应该予以纠正。
一是与小人讨论私事，这是犯了"不及"之错误。一是连必要的公事也不与之言，这也有点过分。因为公事，关系着"君命"，如果小人对要办的公事不熟悉，而不与之解说分明，则可能贻误公事，甚至辱没君命，因此犯有"太过"的毛病。
② 同上。
① 《文集》卷12《易说·蛊》。
② 同上卷18《孟子说》。
① 《文集》卷18《孟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