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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朴素的辩证法

    ① 《东莱博议》卷1《郑伯克段于鄢》。

    ② 同上卷3《鲁饥而不害》。

    ① 《东莱博议》卷2《卫侯逊位激民》。

    ② 《文集》卷13《易说·离》。

    ③ 《东莱博议》卷3《赋诗》。

    ① 《文集》卷12《易说·豫》。

    吕祖谦的哲学体系属于唯心主义,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则不难发现,在这棵开花不结果的树上,却也有不少值得人们重视的枝枝节节,这就是它的辩证因素。

    吕祖谦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基于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一、他长期研究《周易》,受古代辩证思维影响不小,其中《伊川易传》中所阐发的辩证法思想对其启迪颇大。

    二、吕祖谦是位思想敏锐的学者,平时颇留意复杂而矛盾的自然现象和社会会现象。

    这是吕祖谦哲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一笔值得珍贵的历史思想遗产,尽管它被窒息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体系之中。

    一、"天下事必有对"

    矛盾的观点是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中国古代哲人常以"有对"一词表达对矛盾的素朴理解。吕祖谦继承了自先秦以来的"有对"论,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矛盾地存在着的。他说:天下之理,未尝无对也。①大抵天下之理,有进则有退,有荣必有辱,不待进极而后有退,当进之初已有退之理;不待荣极而后有辱,当荣之初已有辱之理。②天下事必有对。盛者衰之对,强者弱之对。③天下之事常有对,有一病则有一治法。④天下事有终则有始,乃天道。⑤有聚则有散,理之常也。⑥类似的论述,在吕祖谦的著述中,随处可见,故不一一繁引。吕祖谦认为盛与衰、强与弱、进与退、荣与辱、始与终、聚与散、生病和治疗等等,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的。世界上没有矛盾的对立面("无对")的事物是没有的,这是天下所有事物所呈现的总趋向,亦是"天下之理"的生动体现。

    从"天下事必有对"的观点出发,吕祖谦认为对立面的双方是同时产生的,彼此没有先后之分。并以此为根据,对朱高在《太极图说解》中提出的"道生一,为太极,太极动而阳"的宇宙生成论提出异议。他在给朱熹的一封回信中道:今复有欲商榷者,谨疏于后,来渝以道生一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阳恐不可指为一。既日阳则有对矣,安得谓之一乎?在其《易说·损益》中又再次强调指出:"太极生两仪,所谓理必有对待也。一阴一阳谓之道。"吕祖谦之所以不同意朱熹的观点,是基于"理必有对待"的认识,而阴者,阳之对也。阴与阳是作为一对矛盾同时出现的。朱嘉"太极动而阳"的说法,不仅有悖于"有对"论,而且还在于它将矛盾的对立面产生,误解为有时间的先后。

    ① 《文集》卷13《易说·恒》。

    ② 同上卷14《易说·晋》。

    ③ 同上《易说·大壮》。

    ④ 同上卷12《易说·蛊》。

    ⑤ 同上。

    ① 《文集》卷5《与朱元晦》。

    吕祖谦正确地指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他在论述"一"与"二"关系时说:理一而已矣。理虽一,然有乾即有坤,未尝无对也。犹有形则有影,有声则有响,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一"是指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二"是指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从理论渊源上看,吕祖谦这一观点当是对北宋理学家张载"一物两体"命题的铺陈。张载曾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可息。"②意谓没有对立就没有统一,反之,没有统一也就构成不了对立关系。十分明显,吕祖谦是赞成张载观点的,他认为事物"一"与"二"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它们之间既对立又统一,所以是"一而二,二而一"。

    "万物相对待"的观点,古来有之。如在《周易》中就屡次被提及。至于在《老子》一书中则更为普遍。如美与恶,长与短,高与下、强与弱、难与易、福与祸等矛盾之概念散见于全书各章。因此,吕祖谦关于"天下之事常有对"、"天下之理,未尝无对"等命题,应视为是对历史上"有对"论的辩证思维的继承和发挥。

    矛盾同一性认为,矛盾的对立面双方是各以对方作为自色存在前提的,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吕祖谦对此颇有心得。他说:无贤者,则不肖者不能独立,无智者,则愚者不能独存。③人有智愚、贤不肖之分。但是智与愚、贤与不肖又都是相互依存的,没有智则没有愚,没有贤则无不肖。反之也一样。在《东莱博议》中,吕祖谦类似的观点还有多处,如:是故隐显晦明,本无二理,隐之所藏,待显而露,晦之所蓄,待明而彰。??是知显者隐之影,明者晦之响也。幽明实相表里,幽邻于明,明邻于幽,初未尝孤立也。②这是说隐与显、晦与明、幽与明是矛盾的统一体。没有"隐"便没有"显",反之没有"显"则无以透露"隐"。没有"晦"、"幽"便没有"明",同样无"明"则无以彰显"晦"、"幽"。为了进一步说明"隐显晦明"相互依存的关系,吕祖谦以生病为例说:以近取譬乎!肝受病则目不能视,肾受病则耳不能听,脾受病则口不能食,心受病则舌不能言。受病于人之所不见,则其病必发于人之所见矣。人内脏生病,凭肉眼则无法直接观察得到,这是"隐"、"晦"、"幽"。但是有病则一定有可见之朕兆,如肝病影响视力,肾病会使听力不聪,脾病则不能进食,心病说话困难等等。"视"、"听"、"食"、"言",这是"显"、"明"。

    这也就是说无病则无兆可见,无兆则不明病源。"隐显晦明"就是这样既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着。推而论之,事物对立面的相互储存关系不只限于"隐显晦明",而是天地之间的普遍法则。吕祖谦指出:使天地之于物有以生育长养之而无肃杀以终之,则万物亦不能成就。??天地之有春秋,此自然之理。"生育长养"与"肃杀"是对立的,但又是相互依存的,正是由于"生育长养"与"肃杀"的统一,才成就了天地万物。这表① 《文集》卷12《易说·坤》。

    ② 《正蒙·太和》。

    ① 《东莱博议》卷1《盟会聘享失礼》。

    ② 同上卷2《妖祥》。

    ③ 同上卷1《盟会聘享失礼》。

    ① 《文集》卷17《论语说》。

    明吕祖谦对矛盾同一性的理解已达到相当深度。

    吕祖谦还认为矛盾的双方是相互渗透的,不可以将它们截然分开。他说:治中有乱,乱中有治。②阳之发见,阴之伏匿。阳明阴幽,若不通及。二气和而为雨,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孰见其异哉!"治"中有"乱"的基因,"乱"中亦有"治"之成分,"阳"中包孕着"阴","阴"中也蕴藏着"阳"。如阴阳二气和合而能化为雨这一现象,就证明了这一点。事物矛盾对立面相互渗透这一属性不仅表现于阴阳、治乱,而且还表现在其他一切矛盾之中。比如动中有静,"静中有动"。①值得注意的是,吕祖谦不仅承认了矛盾的普遍性,而且还提出了"相反处乃是相治"的可贵命题。他说:大抵天下之理,相反处乃是相治。水火相反也,而救火者必以水;冰炭相反也,而御冰者必以炭;险与平相反,而治险必以平。②盖同之中自有异,不必求其异。??谓之同矣而未始不有辨。常人以同为同,如以刚遇刚,以柔对柔则谓之同;如以水济水,以火济火则谓之同。殊不知刚柔相应,水火相济乃为同。③所谓相反者,无如水火,而其理初未尝有异。故一动一静互为其报,一阴一阳互为其用。君子须是得同而异之理,方可以尽暖之义。然彖言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暖而其志通,万物睽而其事类。??盖圣人使人于同之中观其异,异之中观其同,非知道者不足识此。吕祖谦所说的"同",不是指没有任何差异的完全一模一样的相同,而是指具有矛盾同一性的"同"。如水与火,冰与炭,险与平、刚与柔、动与静、阴与阳、男与女就是具有这种性质的"同"。而"相反处乃是相治"则义近通常所说的相反相成。吕祖谦认为矛盾的对立面是"相反"的,但同时又是"相治"的。如救火要用水,御冰寒需火炭,制动以静,破静以动,治险用平,阴阳交感化生万物,男女交欢而繁衍人类,这就是"同而异之理"。由此可以看出,吕祖谦关于"相反处乃是相治"命题的提出,不仅是对古代辩证思维的继承,而且有着自己的贡献。

    吕祖谦认为矛盾的双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

    他在论述"常"与"奇"关系时,有着这样一番议论:殊不知道无不常,亦无不中。传贤之事,自众人视之则以为奇,以为高。自尧舜视之则见其常,不见其奇也,见其中不见其高也。扛万钧之鼎,乌获以为常,而他人以为勇。游千仍之渊,没人以为常,而他人以为神。未至尧舜,而窃效焉,是懦夫而举乌获之鼎,稚子而入没人之渊也,何往而不败哉!按:乌获、没人,古代传说中的大力士与善泅者。这是说尧舜实行禅让制,传贤不传子,乌获举万钧之鼎,没人游千仞之渊,在一般人眼中这是"(奇"不是"常"。但在尧舜、乌获,没人看来这是"常"不是"奇"。"常"与"奇"因人之异发生了转化。

    ② 《文集》卷12《易说·观》。

    ③ 《东莱博议》卷2《妖祥》。

    ① 《文集》卷12《易说·坤》。

    ② 同上卷14《易说·赛》。

    ③ 同上卷12《易说·同人》。

    ④ 同上卷14《易说·睽》。

    ① 《东莱博议》卷1《宋穆公立殇公》。

    先秦时期,老子曾提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之命题。吕祖谦继承了老子这一观点,说:"盖易盈虚消长成败常相倚伏",①认为"盈虚"、"消长"、"成败"这些矛盾的对立面是常常转化的。值得注意的是老子尽管提出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之命题,但并没有具体说明"祸"、"福"转化的条件,颇有无条件转化的倾向,而在吕祖谦这里则得到了补充。

    他说:天下之事胜于惧而败于忽。惧者福之原,忽者祸之门也。陈侯以宋卫之强而惧之,以郑之弱而忽之,遂以郑何能为而不许其成。及兵连祸结,不发于所惧之宋卫,而发于所忽之郑,则忽者岂非祸之门邪?然则推郑何能为之一语,实国败家亡之本。??何能为者,万恶之所从生也。苟不探其本,则何能为之一言,虽有致乱之端,而未有致乱之形:虽有可畏之实,而未有可畏之迹。非知几之君子。孰能遇滔天之浪于涓涓之始乎。

    居福,常常容易忽视潜在的危险而为所欲为,以致"兵连祸结","国败家亡"。处祸则比较小心谨慎,时有戒备,最终化祸为福。例如春秋时,宋、卫两国强盛而郑比较衰弱,故而陈侯对宋、卫怀有警惕,而忽视了郑之潜在威胁。结果败陈者不是陈一向惧之的宋与卫,而是它所忽视的郑。在这里,吕祖谦将人的主观努力与否与思想上重视与否作为"成败常倚伏"之契机,这就使他弥补了老子关于事物转化无条件观点的缺陷,而使其辩证思维得到升华。

    据此,吕祖谦提出了"逆观"之命题。认为既然矛盾的对立面经常发生转化,因此人们在观察问题时,不仅要从事物之"顺"的方面看,还要从事物之"逆"的方面看。

    物以顺至者,必以逆观。天下之祸不生于逆而生于顺。剑循戈戟未必能败敌,而金缯玉帛每足以灭人之国,霜雪霾雾未必能生疾,而声色畋游每足以殒人之躯。久矣夫!

    顺之生祸也。物方顺吾意,而吾又以顺观之,则见其吉而下见其凶,溺心纵欲,盖有陷于死亡而不悟者矣。至于拔足纷华,寓目昭旷,彼以顺至,我以逆观。停著于大食之时,覆觞于剧饮之际,惟天下至明者能之。吕祖谦在这里再次铺陈了"天下之事胜于惧而败于忽"的观点。认为国家处于"剑楯戈戟"武装威胁之际,则能唤起国人"忧惕祗畏",自强不息,从而可以粉碎"剑楯戈戟"的进攻,这也就是"剑楯戈戟"未必能够败敌的原因。人们在气候恶劣的条件下,时时注意对身体的养护调理,故而"霜雪霾雾未必能生疾"。相反,敌国奉献"金缯玉帛"以示卑顺,则容易使人"见其吉而不见其凶",放松对敌国的戒备,这是"金缯玉帛每足以灭人之国"的依据。当处于顺境之中,人们往往会忘乎所以,"溺心纵欲",陶醉于"声色畋游",而不注意对自己身体的养护调理,以致于弄垮了身体而不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身处逆境未必就是坏事,而身处顺境未必就是好事。吕祖谦意味深长地说过这样一段话:地之于车,莫仁于羊肠而莫不仁于康衢,水之于舟莫仁于瞿塘而莫不仁于溪涧。盖戒险则全,平则覆也。车行于羊肠小道,因其坎坷险峻,车夫不敢有半点疏忽大意;船驶于水湍流急之瞿塘,船大则会全神贯注,故而能避免倾覆之患,而顺利地通过。但也有这种情况,因为车行平坦大道。船驶水流平稳① 《文集》卷12《易说·蛊》。

    ② 《东莱博议》卷1《郑伯侵陈》。

    ① 《东莱博议》卷4《楚斗椒》。

    ① 《东莱博议》卷2《管仲言宴安》。

    之河面而漫不经心,落得车翻船覆的悲惨结局。其结论是"人多在顺中坏了。"②吕祖谦的这段话决非是危言耸听,而是以众多而确凿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提炼出来的警世之言,时至今日,仍不失为至理名言。

    接着,吕祖谦以具体的事例,进一步论证了不少事情虽然开始时"无不如意",但是正因为开始这种"无不如意"往往埋下了日后自食苦果的种子。

    他以楚人习操舟之术为例说:一楚人向舟师学习操舟之术,不久即能在舟师的指导下,于风平浪静的河面上,"投止所向,无不如意",因而楚人"做然自得",以为自己完全掌握了"操舟之术",可以不必再向舟师请教,于是辞退舟师,独自到"有吞天浴日之涛、排山倒海之风"的海洋中操舟,"乃彷徨四顾,胆落神位,堕桨失柁,身膏鱼鳖之腹"③。吕祖谦指出楚人"今日之危",实是一开始"无不如意"所致。认为楚人以前"小试于洲诸之间"太顺利了,因而使他产生错觉,以为操舟之术不过尔尔。不肯再向舟师学习,用心钻研,而且对于汹涌澎湃的江海也掉以轻心,贸然去"椎鼓径进,亟犯大险",终于使自己舟覆身亡。假如楚人在"小试于洲诸之间",就遇到风涛之变,则会知难而退,"终身不敢言舟楫矣",当然也不会"身膏鱼鳖之腹"了。

    操舟是这样,治国亦复如此。前秦苻坚在丞相土猛刚死之时,因为担心自己独自处理国事疏忽大意而贻误大计,因而处处小心,兢兢业业。后来取得西域大捷,荷坚以为"天下之事止此耳,猛虽亡,吾岂不敢独办乎?"再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终于导致"泥水之辱",丧师灭国。吕祖谦设想,如果符坚在王猛苑后,"其锋芒小挫,必不敢遽轻天下",也许不敢贸然南下取晋,自然也就没有后来的"淝水之辱"了。

    鲁宣公三年,楚人见周室德衰势穷,"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大有取周之意。后来由于周使者王孙满善于辞令,楚师为其"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的话所动,放弃了原来的企图。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是极为难得的好事,但吕祖谦却独持异议,认为这是"喜在今日,忧在他日"。他分析道:一夫而抗强敌,一言而排大难,此众人之所喜而识者之所忧也。楚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陈师鞠旅,观兵周郊,问九鼎之轻重,其势岌岌若岱华嵩岳将覆而未压。王孙满独善为说辞,引天援神折其狂僭,使楚人卷甲韬戈,造巡自却。文昭武穆,钟虞不移;水雒都,城阙靡改。其再造周室之功实在社稷,是固众人之所同喜也,夫何忧?忧之云者,非忧其一时之功也。喜在今日,而忧在他日也。天下之祸不可狃,而幸不可恃。

    问鼎,大变也。国几亡而祀几绝。王孙满持辩口以御之,所以楚子退听者,亦幸焉耳。

    周人遂以为强楚之凶焰如是,尚畏吾文,告而不敢前,异日复有跳梁畿甸者,政烦一辩士足矣。是扭寇难为常而其以三寸舌为可恃也。王孙满以辞令退楚师,纯属侥幸,实不可恃。但它却造成了周之君臣侥幸投机的心理,认为只要凭"一辩士"的"三寸舌"就可以退却强敌了,而"君臣上恬下嘻,奄奄略无立志,??玩于宴安,寝以媮惰",再也不"忧惕祗畏,怀覆之之虞",国势日趋衰颓。一旦秦兵东出,周"辩不能屈,说不能下",终于"无所可施",只好"稽首归罪,甘为俘虏"。吕祖谦由此得出了一条发人深省的结论:② 《文集》卷12《易说·豫》。

    ③ 《东莱博议》卷1《楚莫敖屈暇》。

    ① 《东莱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