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名分是不可违反的，也是改变不了的。卑贱者们要想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境遇所作的种种努力，非但是徒劳的，而已会为自己招致更大的灾祸。
居贱恶劳，居贫恶困，居难恶辱，皆祸之招也。天下之理，贱不与劳期，劳而自至；① 《文集》卷12《易说·蛊》。
② 《文集》卷14《易说·明夷》。
① 《程氏周易传》卷1《履》。
① 《文集》卷12《易说·谦》。
贫不与困期，而困自至。难不与辱期，而辱自至。不知其不可离而欲离之，此自投于祸也。君子以为劳者贱之常，困者贫之常，辱者难之常。彼其所以冒于祸者，特不能处其常而已。自处于劳则在贱而安矣，自处于困则在贫而安矣，自处于辱则在难而安矣。吕祖谦的逻辑是卑贱者注定是辛劳的，贫穷者则必然困苦不堪，艰难者肯定要受到凌辱。其依据是"贱"与"劳"、"贫"与"困"、"难"与"辱"是不可分离的，这就是"理"，所以处于卑贱地位的厌恶辛劳，处于贫穷地位的害怕困苦，处于艰难地位的不愿受侮辱，就是悖逆于"理"，故而不能不受到更大的惩罚。而要避免更大的祸患，卑贱者则要主动甘心于辛劳，贫穷者自觉安心于困苦，艰难者则要能忍受百般凌辱。按照这一逻辑，吕祖谦又进一步推衍：贵者受人之侍奉，如同卑贱者受人凌辱一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当贵盛之时，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贵者也；当贫贱之时，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贱者也。奚以知其然耶？使我先贵而后贱，我之为我，自若也，而奉我者遂变而见陵，则回视前日之奉我者，岂真奉我乎？使我先贱而后贵，而陵我者遂变而见奉，则回视前日之陵我者，岂真陵我乎？彼自奉贵耳，我何为而喜；彼自陵贱耳，我何为而怒，心者我之心，固将治我之事也，何暇助贵者之喜，助贱者之怒哉。人在贵盛富贵之时，应该受人的侍养奉承；而在卑贱贫困之际，则必然受人之凌辱欺侮，这就是吕祖谦的理论。他希望人们奉我不喜，凌我不怒。其理由是人们奉的是"贵"、凌的是"贱"，而这与奉或陵的当事人无关。吕祖谦在这里以诡辩的手法将"贵"与"贱"与具体人分剖开来，从而要求被凌辱的劳苦大众对于社会强加于自身的"陵"无动于衷，默然受之。他的这一手法类似被马克思无情嘲笑过的资产阶级的无赖口吻：金钱是应该受到尊敬的，而我是金钱的主人，所以我也应该受到尊敬。所谓"贵盛"当奉、卑贱当陵的理论，活脱脱地表现了处于"贵盛"境际的封建阶级飞扬跋扈的嘴脸。
作为明智而富有同情心的思想家，吕祖谦在其官宦生涯中表现了对劳动群众悲惨遭遇的一定同情，并且也反映到了其思想之中，但是他竭力反对突破封建等级名分的亲亲仁爱。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在讲究亲亲仁爱的过程中，一定要突出"礼"，即要贯彻尊卑贵贱之原则。他说："若无礼以行之，便是释氏"。①基于此，他对传统的"不独亲其亲，子其子"的大同论，提出质疑：比看胡文定《春秋传》，多拈出《礼运》天下为公意思。蜡宾之叹，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盖不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论。西汉初期问世的《礼记·礼运》篇的作者曾经通过孔子之口向人们讲述了一个令人向往的大同之世。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而和"大道之行"的大同之世相比，所谓的尧舜禹三代不过是"小康"而已。这番话是否真出自孔子之口，历来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吕祖谦认为这种大同说不可能出② 《东莱博议》卷1《息侯伐郑》。
① 《东莱博议》卷1《息侯伐郑》。
① 《文集》卷16《礼记说》。
② 《文集》卷3《与朱元晦》。
③ 《礼记·礼运》。
自孔子之口，它只能是后人之假托。因为"以尧舜禹汤为小康"之说有悖于儒家以三代为理想境界的传统观点，儒家讲究的是"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推己及人，从不提倡不分等级品名的大同主义。因此，"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与其说是出自孔子之口，倒不如说是力倡"兼爱"的墨家之观点。吕祖谦怀疑大同说出自孔子之口，确有道理，反映了其治学严谨之作风。但吕祖谦之所以断然否定"不独亲其亲，子其子"，非孔子之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直接与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相忤悖。尊者不可能去亲卑者之长，卑者也不要奢望得到和尊者一样的礼遇。严格上下之分的框框容纳不了"不独亲其亲，子其子"的内容。关于这一点，亦可以从他对"孝悌"的解释中看出：年长以倍则父事之。??此固止是逊悌之事。然学者至于有所得，多要流入异端，就逊悌中须要理会得等差节文，敌致广大又须尽精微。吕祖谦认为，对年长一倍的老人如果要当作父亲一样尊敬和侍奉的话，则必须置于"等差节文"的前提下，即不能超越封建等级的规定，否则就流入墨家"兼爱"之邪说中去了。
由此可以再一次看出吕祖谦对于维护等级品分是不遗余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