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
何满子（1919～），浙江富阳人，杂文家、学者。著有《论》、《画笺十年》等。
报恩寺
从上海到别的城市，一出车站、机场或码头，第一个感觉是“这里真清静”。五十年代初那阵，初到北京、天津、广州这些如今也已闹哄哄的大都市，印象都如此。而苏州，则在清静之外，还须加上古朴的感觉。出车站过桥进平门，踏着的便是石子路。这些卵石铺成的街道，可能还是明朝或清朝始筑的。除了观前街一带是平整的柏油马路外，其余几乎全是石子路，小街小巷则是石板铺路，与通出去的石板桥构成统一的古朴景观，和我童年时到苏州所见的并无两样。像苏州这样规模的城市，二十世纪中叶仍保留着这种“古装”的，全国大概也只有无锡等少数江南城市才是如此。比如：与苏州齐名的地上天堂，敝乡杭州在二十年代就已不大见得到石子路了。我的一位政治研究院的学友，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教授就对脚下的石子路发过感叹：“这里还是石子路，北方是看不到的，真怪，可是很有味道。”
政治研究院设在北寺塔，这里所说的是院部。我们的住处和活动地则是寺对面的一排平房院子，学员都是华东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只有少数是华东各地民主党派的头头。校院长级的知名人士就有不少。和我同住一室的就有两位学院院长，一位就是上面提到的张维华教授；一位是之江大学财经学院的院长胡继瑗。此外，学友中还记得有复旦大学校长章益，圣约翰大学文学院院长黄嘉德，南京大学什么院长孙本文，还有现已记不起名字来的沪江、大夏、持志等大学的校长、教务长、院长多人。总之，说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绝非浪言。
与我同来而交往有素的有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贾植芳教授和书法家、诗人、当时隶名于上海音乐学院的潘伯鹰教授。我之所以要提到上述各位，是因为在这几个月里，我们几乎每天在一起逛街，一起泡茶馆，一起喝两盅；礼拜六中午，则一起乘火车回上海，礼拜天又一同乘夜车回苏州。幸亏当时还相当宽松，不然是有被视作“小集团”的危险的。
当时的生活日程大抵是每周有两到三次听大报告，至今还想得起的是一次听院长匡亚明讲学习宗旨之类；另一次是华东宣传部副部长冯定讲哲学。其余讲题和主持人全已忘记，讲的东西当然已全部缴还得一点不剩。听报告以外，上午如不听讲就是小组讨论，下午则是每天两个小时的自学，听报告那天的自学时间则改为讨论上午的报告。下午三点以后是自由活动，也就是我们游逛的时间。因此，除非下大雨或特殊情况，很少在院里晚餐。至少贾植芳和我，五个月之间总共在院里晚餐不上十次。
听报告和进餐都在报恩寺的大殿，进食时真像寺里的和尚开斋，学员里当真还有一位僧人，是上海某寺的高级职事僧，属于民主党派人士的统战系统，说能在报恩寺学习真是“有缘”。食堂里专为他开素食，但进食前没有佛门弟子的祝祷仪式，而且也穿中山装，不戴帽时才能从光头和灸疤上认知他的僧侣身份，此外则是讲话时常带“阿弥陀佛”。那么些人在北寺塔居留那么些日子，只有他一人曾登上塔顶的第九层，此外大概没有第二个。他老是劝人上去看看，说：“远眺太湖，阿弥陀佛，真漂亮啊！”
护龙街上的旧书古玩店
护龙街，如今好像已叫人民路了，十分冷静，汽车是绝对没有的，间或有一二辆三轮车或黄包车。行人很稀少也都很悠徐，在街上溜达，安全是绝对放心的。几乎没有三层以上的房子，或是二层或是平房，显得凋零和衰败。
沿街却有不少旧书店、书画店和古玩店，也有一些卖古钱、案头小摆设和雨花石之类的摊头。据说都是土改后潦倒了的地主家人，拾掇点家里剩下来的小零小碎变点钱。潘伯鹰就曾在这种摊头上花很少的钱买了几十粒石品颇好的雨花石，十分得意。次年春天还专门在他虹口的小楼上，请我和陆澹安欣赏他的水仙花盆里的这些石头。我是外行，陆澹安看了连赞好好，一问价钱，他笑着骂潘公；“你不如抢人家好！”意思是便宜得不像话，等于白送。
苏州是文物之邦，真是藏龙卧虎，哪怕看上去不像模样的一家书画古玩店，也有意想不到的珍品。显然，这些好货都是从倒楣的地主豪绅家里流出来的。那时刚解放不久，文物之类的货品没有人要，标价便宜得骇人。一幅王石谷的翠绿山水条幅，标价只有四十万元；沈石田的行书横披三十万元，翁同和的一幅五言对联更不值钱，只要十万元（当是还没币制改革，万元是后来的一元，上面说的四十万就是后来的四十元）。我的天，简直是糟蹋圣贤！开头我以为是赝品，但潘伯鹰多少懂行，仔细辨认了一会，说是真货。我舅舅家原来有一幅王石谷的山水中堂，日寇侵华时被劫，经常一想起就深表惋惜，我想买这一张条幅送他，也可使他稍得慰藉。心想即使是赝品，也不过是六斤螃蟹的价钱，那时最大的螃蟹每斤只卖七千元（即七角）。于是就买下了。礼拜天带回上海，特地请徐森玉先生去鉴定，徐森老一打开就点头道：“没错，一点不假。”一问价，他只摇头叹气。这幅画一直没机会带回杭州送给舅舅，却在“文革”中给抄了。
砚台就更不值钱了，潘伯鹰只花上十万（十元）买了一块椭圆形的端砚，刻饰上乘，镌有梁山舟的题识。听说后来他送给了沈尹默。
旧书店里也颇有些好书，明版不少，清初刻本更多。但明刻本多数残缺，这些书想必也是土改后地主藏书家捆载而来变点钱的。我非藏书家，对明版什么的并不追求，残本更无兴趣，却淘到了一部完整的《知不足斋丛书》，系字墨精良最早木版印刷本；我在坊间或藏有此书的人处见到的都是竹制印的，这套却是白绵纸印本，盖有“鲍廷博自藏”的阳文长方印记。店主索价八十万，结果六十万（六十元）成交，老板还十分高兴，格外巴结，加送了一本《吴郡墨卷选粹》。在“文革”被抄去的书籍中，我以失去这套《知不足斋丛书》最为心疼。
因为常路过这家书店，有时进去看看书，不进去时也常和老板打照面问个好。彼此熟了，知道他是山东人，姓王，便问他是否是王鏊的后代，居然竟是，因而想起金圣叹的朋友王斫山，问他是否知道。王老板笑道：“知道，是败家子，王家就是他败掉的。”此说正和金圣叹所记王斫山一掷千金的轶事相合，我曾缀一小文以记。这位王老板还介绍了他的一个在临顿路开酒店的堂弟和我们相识，我们以后成了这家酒店的常客。
小酒店里的美食
贾植芳的宿舍在院子靠里，每天下午三点多一点，经过我的门口，就喊：“老何，喝酒去！”于是我们就上街喝酒。有时也有别的人，但以两人对酌为多，一周至少有三四天如此。
开头是不择店家，后来就固定是临顿路上那家王姓的酒店，叫什么店号记不起了，也许就没有店号。临街一开间的门面，有四张小桌子和一些矮椅子。当时没有卖瓶头酒的，都是零酤。老贾和我都还有点量，白干是每人半斤，绍兴酒则每人大约两斤，老贾专喝白干，但这家的白干不佳，我就改喝苏绍。一次店主人还郑重其事地献出了一小坛陈酿，据称已是二十年的旧藏。启封后已凝缩只剩大半坛，酽如蜂蜜，沾唇黏舌。经潘伯鹰开导，方知必须掺以通常的新酒方能饮用，果然香醇异常，为平生所饮过的最陈年的老酒，令人难以忘怀。
但更难忘的是那时在酒店吃到的菜肴，那也算是我一生中所享受到的难得的口福。菜肴不是酒店供应的。酒店里也出售菜肴，只是小碟发芽豆，猪头肉，凉拌海蜇之类，我们通常也要一两碟，所说的可称之为“口福”的，是小姑娘和妇女们提着食盒到酒店里来兜售的。这些都是地主家的妇女，烧的全是过去做给主人享用的家常美味，和通常餐馆供应的菜肴比起来别具一格，风味大异。餐馆里的菜肴大抵带一种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市场味”的流行口味，犹如罐头食品那样规格一律，带有批量生产的统货味道，而这些妇女提来卖的却是精致的家常菜肴。苏州人是讲究吃食的，地主绅士等有钱人家尤精于食事，即使寻常菜肴也都精美别致。通常的红烧牛肉，鸡脯，虾球，葱烤鲫鱼等并不名贵的品色，滋味都各有与众不同的个性，和餐馆中的菜肴相比，一品味就觉得不是庸脂俗粉，真叫大快朵颐。价格也想不到的低廉，一小碟两条葱烤鲫鱼，只要一千五百元，即1954年改币制后的一角五分。牛肉，虾球，半边鸽子，和有松子和花生仁的肉圆，也都是一二千元，顶贵的不超过五千，即后来一角至五角。总之，两人对酌，花一万元（一元）就很丰富满意了。这些地主家的妇女和女孩子在土改后虽已没有质量较好的衣服，但都梳妆穿着整齐干净，言谈举止也很不俗，一副有教养的样子。现在屈身于“提篮小卖”，楚楚可怜，确也令人矜悯。一个小姑娘因为常买她的菜熟悉了，谈起来知道是初中学生，每天放了学才赶紧回家提菜出来卖。我给她点钱，她开头坚拒不收，我硬塞在她手里，才低声说：“多谢！”双眼泫然欲泪。她说她的菜都是“阿”（妈妈）烧的，并说她“阿”能整治整桌的酒菜，自然这点小菜不在话下。我们尝的是苏州大家巧妇的美食，这种机遇应当是空前绝后的，那些日子我们真过上了苏州地主饕餮家的生活。
隔壁是一家小面馆，喝罢酒以后，便叫那家面馆送一碗阳春面过来，就着下酒吃剩的菜下面，拍拍肚皮，万物皆备于我，于是带着微醺，慢慢地踱回宿舍。通常总是当我们经过北寺塔门口，院里吃罢饭的学友也稀稀落落地从报恩寺返回宿舍，在院里进晚餐的人顶多也只有半数。
稍事休息，便上街溜达，这回同行的都是同室的人，最终大抵是进戏院或书场。
熏青豆与文君当垆
我对京剧兴趣不大，而且苏州也不是看京剧的城市。当时只有一家开明大戏院，角色都不入流。只有一回碰上杨宝森到苏州演出，这才引起了政治研究院一群戏迷的兴趣。与我同宿舍的胡继瑗老先生更为兴致勃勃，还有一位圣约翰大学的年青教师孙若鉴，这名字中真没有把握说是记对了，只记得是胖胖的小伙，不到三十，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毕业生，那时刚回国不久。他却是当过票友，上过台的。知道杨宝森到苏州演出，怂恿着大家非去看不可，杨宝森演了十天，他一天不拉地看到底，连礼拜天也不回上海。
张维华教授不算戏迷，我和他联床，很谈得来，虽然早在抗战时候，我在成都时就认得他，但只是相识而已。这回一起在苏州，一谈起来，他的续弦夫人和我的妻子竟是高中时的同学，关系就陡然亲了一层。他那时大约五十来岁，可是却儿女情长，老是想念夫人。我就陪他消磨寂寞，书场他是没有兴趣的，语言就有障碍，于是晚上就陪他上戏院，蹩脚的角儿也照看不误，为的只是打发时光。
多次看戏，即使演员唱做不佳，我们也都大度能容，笑一下就算了。只有一次，演《古城会》，扮关公的红生唱笛腔时腔不圆不说，唱到半路竟断了气，呀呀了半天呀不了字。我们实在不能再忍耐，这才半中间退席，此后再也不进戏院。在我怂恿下，我们改上书场。
张维华从来没有进过书场，双档有情节的片段还能猜懂个大概，单档的开篇之类就不大听得懂唱的什么字眼，我就给他做翻译。听了几场以后也听出了味道，回来路上还别着山东腔学两句。书场似乎叫吴苑书场，名称也不大记得真了。那时书场里的气氛还和解放前一样，一张张方桌，盖碗茶，而且还有干果等小吃。其中一味熏青豆特别可口，这玩意也只有江浙一带才有。以至我们以后说上书场就叫“吃熏青豆去”。1957年和1980年我两次去山东和他会晤，还提“吃熏青豆”的旧事，他还说：“那豆真不错”。
张维华奉命来苏州学习时，正在写一部关于沿革地理的论稿，是一部大书；因到苏州来而中辍，心里老是挂念着写到一半的稿子。那天听书，有一段是《红楼梦》里某一情节的开篇，首句是“秋到重阳秋气深……”其中有一句黛玉嗔怪宝玉的“你哪有这么多的闲工夫往我这里掷”，很触动了他的心境。出书场后，他不断念叨着这句，喟然叹道：“真是，那么多闲工夫往这里来掷……”当时他，我，谁也想不到以后还要浪掷掉不少不少的“闲工夫”，他的那部关于沿革地理的大书始终没有完稿，1980年我去组稿时，只取回他的抗战前在哈佛燕京社少量印行过的《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在我工作的出版社出版，算是我们结交了一场的纪念。
出书场转弯一条小街上，有一家夫妻面馆，我们常去吃夜宵，男的掌厨，女的应门。这是一位很清秀伶俐颇有几分姿色的少妇，我们戏称她为“文君当垆”。张维华常叹息，说苏州真是出美人的地方，女性都长得很秀气。临结业前的一天，他还拉着我，最后一次去看看“文君当垆”。
寻访阖闾城八门
苏州可玩赏之处甚多，要言之不外山水、古迹、园林三类。这三类当然每是重叠的。自然景观中如果没有历史的人文内容，意味就不深厚，比如天平、灵岩这样的山，别处也多的是，不很有出众之处。它们之所以受人青睐，不仅在于它们挨近这座名城，更因为它们有历史的风云和风流痕迹，能供人发点思古之幽情，人杰然后地灵。
但当时满不是发思古幽情的时候，因此我们玩赏名胜古迹的兴趣就被减掉了大半。近处的园林，似乎只到过拙政园、狮子林去浏览了两三次，城南的沧浪亭去过一次。稍远的如留园，直到快离开苏州前几天，才和张维华去游虎丘经过时转了一圈。远郊风景则本来没有去游赏的打算，只因偶然在旧书店里觅到一本南宋人周必大的《吴郡诸山录》，才引起了一点兴趣，有两个礼拜天特地不回上海，约了张维华和潘伯鹰两位，去游了天平、灵岩和石湖。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是，有好几个下午，陪着张维华去勘察苏州古城几个城门的故址，他那时专攻沿革地理，于此道最为留心。
以城市的建制史来说，除了楚国的郢都，即纪南城以外，苏州城即阖闾城是长江以南建城最早的国都了。史载阖闾城建于周敬王六年（前514年），我此刻定下这年份，是查书查来的，可张维华专治这一行，博闻强记，烂熟于心而随口可以说出。我们住在平门里，他就指着平门说，伍子胥攻打齐国就领兵从此门出发，要平掉齐国，故曰“平门”。并且说笑话：“这是你们江南人侵略我们山东的历史见证。”又讲了齐门的历史，说是齐景公的女儿嫁给吴王阖闾的太子，也就是吴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