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摇醒。听到我说的情况，他还以为我在恶作剧。当他明白事态的严重性，显然很不轻松。我的另一边坐着一位台湾老人，七十多岁，周游世界的经历在台湾颇为知名。此时的他将花白的头仰在椅背上闭目养息。我也轻轻推了推他，老人将眼睛微微睁开，“我都知道了。”我奇怪，“你怎么能这么镇静？”他将眼睛再次合上，“除了镇静还能做什么呢？！”
如果说他周游世界并未让我另眼相看的话，他此时的表现令我钦佩之极。受他的感染，我也渐渐平静下来。
罗岚呢？我突然想起另一位**行，发现她睡得十分香甜，不知是梦见了企鹅还是梦见了母亲，嘴角竟露出笑容。她和我是同一座城市的记者，临行前她的母亲特意来到我家里，叮嘱我路上一定要关照她的女儿。而眼下恐怕上帝也无能为力了。我叹了口气，默默地注视了罗岚一会儿，决定不惊扰她，如果真的发生意外，就让她在梦中远去，至少不会感受难挨的恐惧。
接下来的几十分钟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当飞机返回子夜中的纽约机场时，机场如临大敌，警车、救护车、消防车闪烁如霓虹，那是我在劫机电影中才能看到的镜头。
飞机迫降成功，机舱大放光明，仿佛一部大片结束。九死一生，乘客们霎时站起来互相拥抱，庆幸的掌声和欢呼声几乎掀翻舱顶。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时，从登机一开始就酣睡的同团记者赵宏松睁开双眼，他纳闷地问同座：“阿根廷这么快就到了？”大家告诉他又回到了纽约，他更加糊涂了。大家好奇地问他为何鼓掌，他不好意思地说看见乘客们在鼓掌，他担心有失礼节也跟着鼓掌。罗岚当然也醒了，当她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还一个劲儿地埋怨为何不喊醒她，“我失去了一次多么难得的生命啊！”受了此次惊吓的我倒是认真地拜托各位：飞行中再出现类似意外，请千万千万别喊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