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提升，事先不一定想得到
1974年，我请《罗切斯特时报联盟》的社论作家克丽斯迪·巴尔克雷出任《萨拉托加养育萨拉托加人》的出版人。她感到十分震惊。
我告诉她：“你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嗯，你的感觉是正常的，你是没有准备好。但是，我以前每次提升都是事先想到的，你也应该这样，以后慢慢就习惯了。”她真的习惯了。
1977年，我请《尼亚加纳瀑布报》的编辑苏·克拉克当出版人。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加内特公司的第15位成为出版人的妇女了，而出版人是我们报纸里面职位最高的工作。
“会有很大压力。”她告诉我。
我同意她的看法，但开了一个玩笑：“但是压力会落在你头上，而不是我头上。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女出版人了，所以如果你不称职，我们随时可以炒掉你。”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接受了这份工作，她会受到她那个职位上的男性员工一样的对待。她不仅仅很称职，而且干得极好。今天，她是我们加内特公司的4位地区总裁之一，监督管理西部地区的16家报纸。
除这里那里提拔女性员工以外，加内特公司还需要基础广泛的宣传活动，让全公司的女性和少数团体都受到重视。
我们的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许多男性经理都只是动口不动手的人，只是表面宣传，他们是从我的前任保尔·米勒那里学来的。他的态度在罗切斯特的报业系统中尤其明显，因为他曾经在那里当过16年的老板。
我问主管分类广告的经理托尼·包德利，为什么接听分类广告电话的都是白人妇女──其中大部分都是包德利的朋友们的女朋友──他回答说：
“以前请过一位黑人妇女，但是，钱袋子越来越瘪了，所以后来再也没敢用。”
我后来请了一位黑人妇女，叫多莉丝·英格拉姆，她是我的两名秘书之一。此后，包德利和其他一些人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故意将包德利关于员工调换的请求和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请示全都堆在多莉丝的桌上。之后，他跟我问及此事，我微笑着说：
“很明显，多莉丝还没有批准那些请求。”
包德利只得从我的那位黑人秘书那里撤回部分请求，之后他的分类广告部的人员组成就完整得多了。
20世纪70年代，在加内特公司内部，在人员提升的事情上面，我有两名关键的盟友都是公司高级主管：
约翰·赫塞尔顿，他是加内特公司主管人事的高级副总裁，他坚信应该实行男女机会均等的制度。还有一位是约翰·奎因，当时是负责新闻的高级副总裁，是一位对人事十分敏感的人。
奎因、赫塞尔顿和我弄出了一个计划，使每个高级主管人员年薪的很大一部分与男女机会均等计划挂起钩来。当事情跟自己的钱包发生联系的时候，我们公司哪怕最爱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