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婚姻不合法为理由，硬把丈夫、妻子和孩子拆散，流放到不同地方。那些做丈夫的和做妻子的请求不要把他们拆散。托波罗夫记得当初这案子落到他手里时的情形。他当时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制止这种事。但他知道，批准原来的决定，把这些农民家庭拆散分送到各地去，那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倘若让他们留在原地，那就会影响其他居民，使他们也脱离东正教。再说，这事主教特别起劲，因此他就听任这个案子按原来的决定办理。
可是现在，忽然冒出一个聂赫留朵夫，一个在彼得堡交游广阔的辩护人，这个案子可能作为一个暴行提到皇帝面前，或者刊登在外国报纸上，因此他当机立断，作了一个出人意外的决定。
“您好，”他装出十分忙碌的样子，站起来迎接聂赫留朵夫，接着就开门见山地谈起案子来。
“这个案子我知道。我一看到那些人的名字，就想起这个不幸的案子，”他拿起状子向聂赫留朵夫一晃，说。“这件事您提醒了我，我很感谢。这是省当局做得过分了……”聂赫留朵夫不作声，嫌恶地瞅着这张没有血色、毫无表情象假面具一样的脸。“我这就下命令撤销决定，把他们送回原籍。”
“那我就不用把这状子递上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完全用不着。这事我答应您了，”他说时把“我”字说得特别响，显然充分相信他的诚实，他的话就是最好的保证。
“我还是现在就写个命令的好。麻烦您坐一下。”
他走到写字台旁，坐下来写。聂赫留朵夫没有坐下，居高临下地瞧着他那狭长的秃头，瞧着他那只迅速挥动钢笔的青筋毕露的手，心里感到惊奇，象他这样一个无所用心的人此刻怎么肯做这件事，而且做得这么卖力。这是什么缘故？
……
“喏，好了，”托波罗夫封上信，说，“您去告诉您那些当事人吧，”他加上说，撇一撇嘴唇，做出微笑的样子。
“那么，这些人究竟为什么受罪呀？”聂赫留朵夫接过信封，问。
托波罗夫抬起头来，微微一笑，仿佛觉得聂赫留朵夫的问题很有趣。
“这一点我没法跟您说。我只能说，我们所捍卫的人民利益太重要了，因此对宗教问题过分热心，决不会比目前普遍存在的对这种问题过分冷淡有害和可怕。”
“可是怎么能用宗教的名义来破坏善的最基本要求，弄得人家妻离子散呢？……”
托波罗夫仍旧那么宽厚地微笑着，显然觉得聂赫留朵夫的话很好玩。不论聂赫留朵夫说什么，托波罗夫从国家高度看问题，总觉得他的话很偏激，很好玩。
“从个人观点看，事情也许是这样的，”他说，“不过从国家观点看，情况就不同了。对不起，我少陪了，”托波罗夫说，低下头，伸出一只手。
聂赫留朵夫握了一下那只手，一言不发地匆匆走了出去，后悔同他握了手。
“人民的利益，”他学着托波罗夫的腔调说。“你的利益，不过是你的利益罢了，”他走出托波罗夫官邸时想。
聂赫留朵夫头脑里逐一回顾被这些伸张正义、维护宗教信仰和教育人民的机关处理过的人。他想到了因贩卖私酒而被判刑的农妇、因盗窃而被判刑的小伙子、因流浪而被判刑的流浪汉、因纵火而被判刑的纵火犯、因侵吞公款而被判刑的银行家，以及仅仅因为要从她身上弄到必要情报而被监禁的不幸的丽达，还有因反东正教而被判刑的教派信徒，还有因要求制订宪法而遭到惩罚的古尔凯维奇。聂赫留朵夫左思右想，得出明确的结论：所有这些人被捕、被关或者被流放，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不义行为，或者有犯法行为，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僚和富人据有他们从人民头上搜刮来的财富。
妨碍他们这种剥削行为的包括贩卖私酒的农妇，在城里闲荡的小偷，藏匿传单的丽达，破坏迷信的教派信徒和要求制订宪法的古尔凯维奇。因此聂赫留朵夫觉得十分清楚，所有那些官僚，从他的姨父、枢密官和托波罗夫起，直到政府各部里坐在办公桌旁官微职小而衣冠楚楚的先生们止，他们对于无辜的人遭殃，根本无动于衷，一心只想清除各种危险分子。
因此，他们不但不遵守宁可宽恕十个有罪的人而决不冤枉一个无辜的人这个信条，正好相反，他们宁可惩罚十个没有危险的人，以便除掉一个真正的危险分子，就象为了挖掉腐烂的皮肉，不惜把好的皮肉也一起挖掉。
这样解释当前的种种现象，聂赫留朵夫觉得真是再简单明白不过了，但就因为太简单明白，聂赫留朵夫反而犹豫不决，不敢肯定这样的解释。这样复杂的现象总不能用这样简单而可怕的理由来解释吧。所有那些关于正义、善、法律、信仰、上帝等等的话，总不能只是一些空话，用来掩盖最野蛮的贪欲和暴行吧。
二十八
聂赫留朵夫原定那天傍晚离开彼得堡，但他答应玛丽爱特到戏院里去看她。虽然明明知道不该去，但他还是违背理性，以履行诺言作为理由，到戏院去了。
“我抵挡得住那种诱惑吗？”他内心斗争着。“我再试一次吧。”
他换上礼服，来到剧场。这时，《茶花女》正好演到第二幕，那个从国外新来的女演员正用新的演技表现患痨病女人怎样渐渐死去。
剧场满座。聂赫留朵夫打听玛丽爱特的包厢在哪里，立刻就有人恭恭敬敬地指给他看。
走廊里有一个穿号衣的跟班，象见到熟人那样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一躬，给他打开包厢门。
对面几个包厢里一排排坐着的和站在后面的人，那些在包厢旁边靠墙坐着的看客，正厅里的观众，有的白发苍苍，有的头发花白，有的头发全秃，有的头顶半秃，有的涂过发蜡，有的头发鬈曲，总之，全体观众都聚精会神地观看那个身裹绸缎和花边、瘦得皮包骨头的女演员扭扭捏捏、装腔作势地念着独白。包厢门打开时，有人嘘了一声，同时有两股气流，一股冷，一股热，向聂赫留朵夫脸上袭来。
包厢里坐着玛丽爱特和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那女人身披红披肩，头上盘着又高又大的发髻。还有两个男人，一个是玛丽爱特的丈夫，一个是高大英俊的将军，神情严肃，莫测高深，生着鹰钩鼻子，胸部用棉花和土布胸衬垫得很高。另外一个男人头发浅黄，头顶半秃，留着威严的络腮胡子，下巴剃得很光洁。玛丽爱特妩媚，雅致，身材苗条，袒胸露肩的夜礼服显露出她那丰满的美人肩和脖子与肩膀之间的一块黑痣。聂赫留朵夫一走进包厢，她立刻回过头来，用扇子给他指指她身后的一把椅子，对他嫣然一笑，表示欢迎和感激，但他觉得她的笑还别有一番情意。她的丈夫若无其事地瞧了聂赫留朵夫一眼，点了一下头。从他的姿势，从他同妻子交换眼色的神气中都可以看出，他就是这个美人的主人和所有者。
女演员的独白一念完，剧场里就掌声雷动。玛丽爱特站起来，提起窸窣作响的绸裙，走到包厢后边，把聂赫留朵夫向丈夫介绍了一下。将军眼睛里一直含着笑意，嘴里说了一句“幸会，幸会”就心平气和而又莫测高深地不再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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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今天要走，可是我答应过您，”聂赫留朵夫转身对玛丽爱特说。
“您要是不愿来看我，那么您就看看那个出色的女演员吧，”玛丽爱特针对他话中的话说。“她在最后一幕里演得太漂亮了，是吗？”她转身对丈夫说。
丈夫点点头。
“这戏打动不了我，”聂赫留朵夫说。“因为今天我看到了太多不幸的事……”
“您坐下来，讲一讲。”
她丈夫留神听着，眼睛里含着的讥笑越来越明显了。
“我去看过那个长期坐牢、刚刚放出来的女人。她完全垮了。”
“就是我对你说起过的那个女人，”玛丽爱特对丈夫说。
“是啊，她获得了自由，我很高兴，”他平静地说，摇摇头，在小胡子底下露出聂赫留朵夫认为显然是嘲讽的微笑。
“我出去吸吸烟。”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等待玛丽爱特对他讲她要告诉他的一些话，可是她什么话也没有对他讲，甚至没有要讲的意思，老是开着玩笑，谈着那个戏，说它一定会特别打动聂赫留朵夫的心①。
①这里指《茶花女》中男主角同一个妓女的恋爱故事，以此影射聂赫留朵夫同玛丝洛娃的关系。
聂赫留朵夫看出她根本没有什么话要对他说，无非是要让他看看自己穿着夜礼服、露出肩膀和黑痣有多么迷人罢了。
他感到又愉快又嫌恶。
她那娇艳的外表原来遮盖了一切，如今在聂赫留朵夫面前虽不能说已经揭开，但毕竟让他看到了里面隐藏着的货色。他瞅着玛丽爱特，欣赏着她的姿色，但心里知道她是个虚伪的女人，她同那个用千百人的眼泪和生命猎取高官厚禄的丈夫生活在一起，完全无动于衷。他还知道她昨天说的都是谎话，她一味要把他迷往。至于为了什么，他不知道，她也不知道。他对她又迷恋又嫌恶。他几次拿起帽子想走，却又留下了。最后，她丈夫回到包厢里，浓密的小胡子散发着烟味，他居高临下、鄙夷不屑地对聂赫留朵夫瞧了一眼，仿佛不认得他似的。聂赫留朵夫不等包厢门关上，就来到走廊里，找到大衣，走出剧场。
他沿着涅瓦大街步行回家，发现有个女人在前面宽阔的人行道上悄悄地走着。这女人个儿很高，身段优美，装束妖冶。从她的脸上和整个体态上都可以看出，她知道自己具有一种滛荡的魅力。凡是迎面走来的人和从后面赶上去的人，个个都要瞧她一眼。聂赫留朵夫走得比她快，也情不自禁地向她的脸上打量了一下。她的脸擦过脂粉，很好看。她眼睛闪闪发亮，对聂赫留朵夫嫣然一笑。说也奇怪，聂赫留朵夫顿时又想到了玛丽爱特，因为他又象在剧场里那样产生了又迷恋又嫌恶的感觉。聂赫留朵夫匆匆赶到她的前头，不由得生自己的气。他转身拐到海军街，然后又来到滨河街，在那里来回踱步，引起警察的注意。
“刚才我走进剧场包厢的时候，那个女人也是这样对我嫣然一笑，”他心里想，“不论是那个女人的微笑，还是这个女人的微笑，含意都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这个女人直截了当地说：”你需要我，那就可以摆布我。你不需要我，那就走你的路。‘那个女人装模作样，仿佛根本没想到这种事而生活在高尚的情操中，其实骨子里都是一回事。这个女人至少老实些，那个女人却一味装假。何况这个女人是因为穷才落到这步田地，而那个女人却是放纵这种又可爱又可恶又可怕的情欲，寻欢作乐。这个街头女郎是一杯肮脏的臭水，是供那些口渴得顾不上恶心的人喝的；剧场里那个女人却是一剂毒药，谁接触她，谁就会不知不觉被毒死。“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同首席贵族妻子的关系，可耻的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人身上的兽性真是可憎，“他想，”当它赤裸裸地出现的时候，你从精神生活的高度观察它，就能看清它，蔑视它，因此不论你有没有上钩，你本质上不会受影响。不过，当这种兽性蒙上一层诗意盎然的美丽外衣，把你迷得神魂颠倒时，你就会对它敬若神明，跌进它的陷阱，分不清好歹。这才可怕呢。“
这一层聂赫留朵夫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就象他看见前面的皇宫、哨兵、要塞、河流、木船、交易所一样。
今天夜里地面上没有让人静心休息、催人安眠的黑暗，只有不知来自何处的朦朦胧胧的奇怪亮光①。聂赫留朵夫的心灵里同样不再存在愚昧的黑暗，使他昏然入睡。一切都是清清楚楚。事情很明白，凡是人们认为重要和美好的事物，往往是卑鄙龌龊，不值一提的。而所有那些光辉夺目、富丽堂皇的外衣，往往掩盖着司空见惯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但没有受到惩罚，而且风靡一时，被人们费尽心机加以美化。
①指彼得堡白夜的光。
聂赫留朵夫很想把这些事忘掉，避开，但他不能视而不见。虽然他还没有看到替他照亮这一切的光是从哪里来的，正象他不知道照亮彼得堡的光是从哪里来的一样，虽然这种光显得朦胧，暗淡，古怪，他却不能不看见这种光替他照亮的东西。他心里感到又快乐又惶恐。
二十九
聂赫留朵夫回到莫斯科后，第一件事就是到监狱医院，把枢密院决定维持法院原判这一不幸消息告诉玛丝洛娃，并要她做好去西伯利亚的准备。
他对那份由律师起草、此刻带到牢里让玛丝洛娃签字呈交皇上的状子所抱的希望很小。说也奇怪，他现在倒不希望这事成功。他已经做好思想准备，到西伯利亚去，生活到流放犯和苦役犯当中去。因此，要是玛丝洛娃无罪释放，他简直很难想象他将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玛丝洛娃的生活。他想起美国作家梭洛①的话。梭洛在美国还存在奴隶制的时候说过，在一个奴隶制合法化和得到庇护的国家里，正直公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聂赫留朵夫也有这样的想法，特别是他在彼得堡访问了各种人，见到种种情景以后。
①梭洛（1817—1862）——美国作家，写过许多文章，支持废奴运动。一八四九年在《论公民的违抗》一文里写道：“在不公正地把人监禁起来的政府下，一个正直的人的真正出路就是监狱。”
“不错，在现代俄国，一个正直的人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他想。他坐车来到监狱，走进监狱的围墙时，这种感受就更加深切。
医院看门人一认出聂赫留朵夫，立刻告诉他，玛丝洛娃已经不在他们这里了。
“她到哪里去了？”
“又回牢房了。”
“怎么又把她调回去了？”聂赫留朵夫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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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本来就是那号人嘛，老爷，”看门人鄙夷不屑地笑着说，“她同医士勾勾搭搭，被主任医师打发走了。”
聂赫留朵夫万万没有想到玛丝洛娃的精神状态竟同他如此相似。他听到这个消息，仿佛突然知道大难将要临头，不由得楞住了。他感到难受极了。他听到这消息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羞愧。他首先觉得自己很可笑，因为他竟得意扬扬地认为她的精神状态起了变化。他想，她的拒绝接受他的牺牲，还有她的责备，她的眼泪，这一切都是一个堕落女人的诡计，想尽量从他身上多捞到点好处罢了。他现在觉得，上次探监时从她身上看出她这人不可救药，如今更显得一清二楚。当他随手戴上帽子，走出医院时，他的头脑里掠过这样的想法。
“现在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我还要跟她同甘共苦吗？
既然她有这样的行为，我不是可以撇开她不管吗？“
不过，他刚向自己提出这问题，就立刻明白，他认为可以撇开她不管，其实受到惩罚的不是他想惩罚的她，而是他自己。他害怕起来。
“不她那件事不能改变我的决心，只能坚定我的决心。她的精神状态促使她怎么做就怎么做好了，她要跟医士勾勾搭搭，就让她去勾勾搭搭吧，那是她的事……我要做的是良心要我做的事，”他自言自语。“良心要我牺牲自己的自由来赎罪。我要同她结婚，哪怕只是形式上的结婚；我要跟她走，不论她被流放到哪里。我这些决心绝不改变，”他固执地自言自语，走出医院，向监狱大门大踏步走去。
他来到监狱门口，要值班的看守通报典狱长，他希望同玛丝洛娃见面。值班的看守认识聂赫留朵夫，象朋友那样告诉他一件监狱里的重要消息：原来的上尉免职了，由另外一个严厉的长官接替。
“现在办事严格多了，严格得要命，”那看守说。“他就在这里，我这就去通报。”
典狱长果然在监狱里，不多一会儿就出来同聂赫留朵夫见面。这位新典狱长是个瘦骨棱棱的高个子，额骨突出，脸色阴沉，动作很缓慢。
“只有在规定的日子才能同犯人在探监室里见面，”他眼睛不看聂赫留朵夫，说。
“我要她在呈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