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介事地提出种种不必要的问题，然后庭长请陪审员检察物证，其中包括一个很大的戒指，显然原来戴的手指很粗，戒指上面有钻石镶成的梅花。再有一个滤器，验出来里面有毒。
这些物证都盖了火漆印，上面贴有标签。
陪审员正要去查看物证，不料副检察官又站起来，要求在检查物证以前先宣读法医的验尸报告。
庭长一心想快点结束这个案子，好赶去同他的瑞士女人相会。庭长明明知道宣读这种报告，除了惹人厌烦，推迟吃饭时间外，不会有别的结果，而副检察官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无非因为他有权这样做。庭长毕竟不能拒绝，只得同意。书记官取出文件，又用他那舌尖音和卷舌音不分的声调，没精打采地念起来：“外部检查结果：”（一）费拉朋特·斯梅里科夫身长二俄尺十二俄寸①。“
①1俄尺等于0.71米。2俄尺12俄寸约合1.95米。
“那汉子可真高大，”那个商人关切地凑着聂赫留朵夫的耳朵低声说。
“（二）就外表推测，年约四十岁。
“（三）尸体浮肿。
“（四）全身皮肤呈淡绿色，并有深色斑点。
“（五）尸体表皮上有大小水泡，有几处脱皮，状如破布。
“（六）头发深褐色，很浓密，一经触摸，随即脱落。
“（七）眼球突出眼眶之外，角膜浑浊。
“（八）鼻孔、双耳和口腔有泡沫状脓液流出，嘴微张。
“（九）由于面部和胸部肿胀，颈部几乎不复能见。”
等等，等等。
就这样在四页报告纸上写了二十七条，详细叙述这个在城里寻欢作乐的商人高大肥胖而又浮肿腐烂的可怕尸体的外部检查结果。聂赫留朵夫听了这个验尸报告，原来那种说不出的嫌恶感越发强烈了。卡秋莎的一生、从尸体鼻孔里流出来的脓液、从眼眶里暴出来的眼球、他聂赫留朵夫对她的行为，这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同一类事物。这些事物从四面八方把他团团围住，把他吞没了。等外部检查报告好容易宣读完毕，庭长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抬起头，希望宣读工作就此结束。不料书记官又立刻宣读内部检查报告。
庭长又垂下头，一只手托住脑袋，闭上眼睛。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商人好容易忍住睡意，身子间或晃了晃。被告们却回他们后面的宪兵一样，坐着一动不动。
“内部检查结果：”（一）头盖骨表皮极易从头盖骨分离，无一处瘀血可见。
“（二）头盖骨厚度中等，完整无损。
“（三）脑膜坚硬，有两小块已变色，长约四英寸，脑膜呈浊白色，”等等，另外还有十三条。
然后是在场见证人的姓名和签字，然后是医生的结论。结论表明，根据尸体解剖并记录在案，死者胃部以及部分肠子和肾脏发生异变，使人有权以高度可能性肯定，斯梅里科夫之死实由于毒药搀入酒内灌进胃里所致。根据胃和部分肠子异变，难以断定用的是什么毒药；但可以肯定毒药是和酒一起进入胃里的，因为胃里有大量酒液。
“看来他喝得可凶了，”那个商人瞌睡刚醒，说。
这份报告宣读了将近一小时，但还是没有使副检察官满足。等报告宣读完毕，庭长就对他说：“我看内脏检查报告就不用再念了。”
“我可要求念一念这个报告，”副检察官稍稍欠起身子，眼睛不看庭长，严厉地说。他说话的口气使人觉得，他有权要求宣读，并且决不让步，谁如果拒绝他的要求，他将有理由提出上诉。
那个生有一双和善的下垂眼睛的大胡子法官，因患有胃炎，觉得体力不支，就对庭长说：“这个何必念呢？徒然拖时间。这种新扫帚越扫越脏，白白浪费时间。”
戴金丝边眼镜的法官一言不发，只是忧郁而执拗地瞪着前方。不论对妻子还是对生活他都不抱任何希望。
宣读文件开始了。
“一八八×年二月十五日，本人受医务局委托，遵照第六三八号指令，”书记官提高嗓门，仿佛想驱除所有在场者的睡意，又断然念起来。“在副医务检察官监督下，作下列内脏检查：”（一）右肺和心脏（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二）胃内所有物（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三）胃（盛于六磅玻璃瓶内）。
“（四）肝脏、脾脏和肾脏（盛于三磅玻璃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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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肠（盛于六磅陶罐内）。”
这次宣读一开始，庭长就俯身对一个法官低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又转向另一个法官。在获得他们肯定的回答后，他就打断书记官说：“法庭认为宣读这个文件没有必要，”他说。
书记官住了口，收拾文件。副检察官怒气冲冲地记着什么。
“诸位陪审员先生可以检查物证了，”庭长宣布。
首席陪审员和其他几个陪审员纷纷起立，手足无措地走到桌子旁边。他们依次察看戒指、玻璃瓶和滤器。那个商人还把戒指戴到自己手指上试了试。
“嚯，手指好粗，”他回到他的座位，说。“活象一条粗黄瓜，”他补充说，津津有味地猜想那个中毒丧命的商人一定象个大力士。
二十一
等物证检查完毕，庭长宣布法庭调查结束。他希望快点了结这个案件，就不休息，请提出公诉的副检察官发言，心想他也是人，也要吸烟吃饭，一定会顾惜他们的。不料副检察官既不顾惜自己，也不顾惜别人。他这人天生十分愚蠢，加上中学毕业时又获得了金质奖章，在大学里写了一篇关于罗马法地役权的论文得到奖金，因此自命不凡，刚愎自用（他在女人方面取得的成功更使他扬扬自得），结果也就变得越发愚蠢。庭长请他发言，他慢条斯理地站起来，显示出穿着绣有花纹的制服的优美身材，双手按住写字台，稍微低下头，向法庭扫视了一下，但目光避开被告们，开始发言。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承审的案件，”他开始发表刚才在宣读报告时准备好的演说，“是一个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犯罪案件。”
副检察官自以为他的演说应该有社会影响，就象那些名律师发表他们一举成名的演说那样。不错，旁听席上只坐着三个女人——一个女裁缝、一个厨娘和西蒙的姐姐，还有一个马车夫，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演说。社会名流也都是这样崭露头角的。副检察官的行事原则，就是要永远高瞻远瞩，换句话说，就是要探索犯罪心理奥秘，揭露社会溃疡。
“诸位陪审员先生，你们看见你们面前这个典型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世纪末罪行。这种罪行具有可悲的腐化堕落的特征，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社会里某些分子就受到这种堕落风气的严重影响……”
副检察官讲了好半天，一方面，竭力思索他已经想好的种种警句，另一方面，主要的是使他的演讲能毫不停顿，滔滔不绝地讲上一小时零一刻钟。他只停顿了一次，咽了好一阵唾沫，但立刻振作精神，更加口若悬河地说下去，来弥补这个间歇。他一会儿换一只脚站着，眼睛盯着陪审员，对他们曲意奉承；一会儿看看笔记本，声音平静而老练；一会儿又用慷慨激昂的语气控诉，身子忽而对着旁听者，忽而对着陪审员。只有那三个被告他一眼也不看，虽然他们都睁大眼睛望着他。他的演讲引用了当时在他们圈子里很流行的最新理论。这种理论不仅当时很时髦，就是到今天也还是被看成学术上的新事物，其中包括遗传学、先天犯罪说、龙勃罗梭①、塔尔德②、进化论、生存竞争、催眠术、暗示说、沙尔科③、颓废论。
①戈勃罗梭（1836—1909）——意大利精神病学者，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认为“犯罪”是从有人类以来长期遗传的结果，提出反动的“先天犯罪说”。
②塔尔德（1843—1904）——法国社会学家，刑事学家。
③沙尔科（1825—1893）——法国神经病理学家，曾著书论述催眠术。
按照副检察官的判断，商人斯梅里科夫是个强壮淳朴的俄罗斯人，天性忠厚，气度宽大，轻信别人，以致落入无耻男女之手，不幸丧生。
西蒙·卡尔津金是农奴制隔代遗传的产物，一生备受压迫，缺乏教养，毫无原则，甚至不信宗教。叶菲米雅是他的情妇，是遗传的牺牲品，身上具有精神退化的种种征状。但造成罪行的主要动力是玛丝洛娃，她是颓废派的最恶劣代表。
“这个女人，”副检察官眼睛不看她，说，“受过教育，因为我们刚才在这个法庭里听到她掌班的证词。她不仅能读书写字，还懂得法语。她是个孤儿，多半生来带着犯罪的胚胎。她出身于有教养的贵族家庭，本可以靠诚实的劳动生活，可是她抛弃她的恩人，放纵情欲。为了满足情欲而投身妓院，并由于受过教育而在姑娘中间特别走运。不过，诸位陪审员先生，正如刚才你们在这里听她掌班说的那样，主要是由于她能用一种神秘的本领控制嫖客。这种本领最近已由科学，特别是沙尔科学派研究出来，被称为‘暗示说’。她就是凭这种本领控制了那位善良、轻信而富裕的俄罗斯壮士，利用他对她的信任先盗窃钱财，然后又丧尽天良要了他的命。”
“哼，他这简直是胡说八道，”庭长笑着侧身对那个严厉的法官说。
“十足的笨蛋，”严厉的法官回答说。
“诸位陪审员先生，”这时副检察官姿势优美地扭动细腰，继续说下去，“这些人的命运现在掌握在你们手里，不过社会的命运也多少掌握在你们手里，因为你们的判决将对社会发生影响。你们要深切注意这种罪行的危害性，注意玛丝洛娃之类病态人物对社会形成的威胁。你们要保护社会不受他们的传染，要保护这个社会中纯洁健康的成员不因此而导致常见的灭亡。”
副检察官似乎被当前判决的重要性所慑服，同时又陶醉于自己的演说，终于无力地在椅子上坐下来。
他的演说剥去华丽的词藻，中心意思就是，玛丝洛娃用催眠术把商人迷倒，骗得他的信任，拿了钥匙到旅馆房间取钱，原想独吞那些钱财，但被西蒙和叶菲米雅撞见，只得同他们分赃。这以后，为了掩盖犯罪痕迹，她又同那商人一起回到旅馆，在那里把他毒死。
副检察官发言以后，就有一个身穿燕尾服、胸前露出半圆形阔硬衬的中年人，从律师席上站起来，神气活现地替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了三百卢布雇来的辩护律师。他为他们两人开脱，把全部罪责都推在玛丝洛娃身上。
律师批驳玛丝洛娃所说的她取钱时包奇科娃和卡尔津金都在场的供词，坚持说她既然是个已被揭发的毒死人命犯，她的供词就毫无价值。他还说，至于两千五百卢布，那么两个勤劳正直的茶房是挣得出来的，他们有时一天可以从旅客手里得到三、五个卢布赏钱。至于商人的钱，那是被玛丝洛娃盗窃了，可能已转交给什么人，甚至于丢失了，因为当时她精神状态不正常。毒死商人是玛丝洛娃一人干的。
因此他要求陪审员裁定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在盗窃钱财上无罪；如果陪审员裁定他们在盗窃上有罪，那么他们至少没有参与毒死人命罪，也没有参与预谋。
律师在结尾时刺了一下副检察官，说副检察官先生关于遗传科学方面的一番宏论，虽然精辟，但并不适用于本案，因为包奇科娃父母的身分不明。
副检察官恨得咬牙切齿，在一张纸上记了些什么，露出轻蔑而惊讶的神气耸耸肩膀。
接着，玛丝洛娃的律师站起来辩护。他说话结结巴巴，显然有点胆怯。他没有否认玛丝洛娃参与盗窃钱财，只坚持她没有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给他吃药粉只是为了让他睡觉。他想施展一下他的口才，就提纲挈领地讲了玛丝洛娃当年怎样受一个男人诱j，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而她却不得不承受堕落的全部重担。但律师在心理学方面的分析并没有取得成功，因为人人听了都替他害臊。他谈到男人的粗暴残忍和女人的悲惨痛苦的时候，已经语无伦次，庭长有意帮他解围，就请他不要离题太远。
这个律师讲完后，副检察官又站起来，批驳第一个律师的话，为自己的遗传学论点辩护。他说，即使包奇科娃的父母身分不明，遗传学说的正确性也丝毫不受损害，因为遗传规律已为科学所充分证实，我们不仅能通过遗传推断犯罪，而且能通过犯罪推断遗传。至于另一位辩护人说，玛丝洛娃曾受一个凭空想象的（他用特别恶毒的口气说了“凭空想象的”几个字）引诱者的腐蚀，那么种种事实毋宁说，是她引诱了许许多多男人，使他们落在她的手里，成为无辜的牺牲品。他说完这话，得意扬扬地坐下。接着，法庭让被告们自己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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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菲米雅·包奇科娃一再说她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事也没有参与，一口咬定一切罪行都是玛丝洛娃独自干的。西蒙只是反复说：“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反正我没有罪，我是冤枉的。”
玛丝洛娃却什么话也没说。庭长对她说，她有权替自己辩护，她却象一头被包围的野兽，只抬起眼睛来对他望望，又望望其他人，接着垂下眼睛，放声痛哭起来。
“您怎么啦？”坐在聂赫留朵夫旁边的那个商人，听见聂赫留朵夫突然嘴里发出古怪的声音，问道。原来聂赫留朵夫正勉强忍住抽噎。
聂赫留朵夫还弄不清他目前的处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就把强自克制的抽噎和夺眶而出的泪水看作神经脆弱的表现。为了掩饰，他戴上夹鼻眼镜，接着掏出手绢，擤了擤鼻涕。
他想到要是法庭里人人都知道他的罪行，他就会丢尽脸面。这种恐惧压倒了他的内心斗争，在这最初阶段，它比什么都强烈。
二十二
在被告们作了最后陈述，各有关方面对问题的提法商量了好一阵之后，所有的问题都确定了，庭长就做总结发言。
在叙述案情以前，他用亲切愉快的口吻向陪审员解释了好久，说什么抢劫就是抢劫，偷盗就是偷盗，从锁着的地方盗窃就是从锁着的地方盗窃，从没有锁着的地方盗窃就是从没有锁着的地方盗窃。他解释的时候，老是瞧瞧聂赫留朵夫，仿佛希望他领会这个重要关节，领会以后好向同事们解释。然后他认为陪审员们已充分理解这些道理，就开始解释另一个道理：致人于死的行为叫做谋杀，因此毒死也是一种谋杀。等他觉得这个道理也为陪审员们所理解了，就又向他们阐明：如果盗窃和谋杀同时发生，那么盗窃和谋杀就构成犯罪因素。
尽管他自己也很想快点脱身，因为瑞士女人已在那里等他，可是他做这工作已成习惯，一开讲怎么也收不住嘴，因此就向陪审员们详详细细解释，如果他们认为被告有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有罪；如果他们认为被告无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无罪，如果他们认为被告犯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那就有权裁定他们犯这一种罪而没有犯那一种罪。接着他又向他们说明，他们虽享有这项权利，但必须合理使用。他还想向他们解释，如果他们对提出的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那就表示他们裁定问题中所提出的全部罪行；如果他们不同意提出的全部罪行，那就应该声明对不同意的地方持保留态度。这当儿，他看了看怀表，发现只差五分就三点钟了，于是决定立刻转入案情叙述。
“本案情况是这样的，”他开始讲，把辩护人、副检察官和证人们说过好几次的话重复了一遍。
庭长讲着话，两边法官都现出沉思的样子听着，偶尔看看表，觉得他的讲话很好，就是说照章办事，只是长了一点。副检察官也好，法庭上其他官员和在场的人也好，大家都有这样的感觉。最后，庭长结束了总结发言。
要说的话似乎都已说了。可是庭长怎么也不肯放弃他的发言权。他听着自己抑扬顿挫的声音，沾沾自喜，觉得还需要再说几句，强调一下陪审员所享权利的重要意义，指出他们行使这项权利必须慎重，不能滥用，因为他们已宣过誓，他们是社会的良心，陪审员议事室里的神圣秘密必须严加保守，等等，等等。
庭长一开始讲话，玛丝洛娃就目不转睛地盯住他，仿佛怕听漏一个字。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