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对于告密一事，是有非常严格制度的。这制度的目的在于保证告密这个行为在本上并不会造成人人告密的风气。
无数历史都证明了一件事，一个王朝一旦掀起了告密风潮，那么于国于民都绝不是一件好事，在这样的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极其脆弱的，更别说礼法的维系了。所以和诚帝即位之初就对告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更变。
从原来的较为猖獗的告密行为，在此后渐渐越来越少。
百姓们想要诉求什么，尽量用的还是正规的路子。比如说衙门，比如说刑部。
而告密之所以没有彻底绝，是因为总有正规路子无法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作为百姓，受到了不法侵害，犯罪者是居高位的人，这时候百姓若是走正规路子，可能会很难胜利，甚至可能会受到更大的报复伤害。
而告密，在百姓们求告无门的时候，百姓们在试过很多种方法依然无法得到公正对待的时候，百姓们就可以用了。
告密的最基本制度很简单，就是一旦查清事的真相后，若发现你的告密是一次诬告，那么你很大可能会被重罚甚至杀头。所受到的惩罚跟你想要之置于死地的那个人几乎是差不多的。
这就形成了一种最直观的认识。若不是深仇大恨，若不是真的被害的无法生存下去，谁也不愿意去诬告别人。
其实历史上很多告密时代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告密导致了大量的诬告，不受什么惩罚的诬告，就会提倡人们去诬告。当诬告的代价拔高到一条命一个家的时候，想要诬告的人就会仔细掂量掂量了。
所以御史大夫拿来巴中城狱卒的信时，帝王的第一反应就是是否是告密。因为帝王很在意整个大宋是否正在或者即将掀起一波告密风潮。
但这次并不算是告密。
所谓告密，要满足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所告之事必须是机密的，但这个狱卒所告的事，却不是机密的，或者说不是那么的机密。
先巴中城曹县令通匪这件事已经成了很多人都知道的事了，事当然是尚未证实的，也就是说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
但无论是真是假，这已经不是机密。
如果这件事在流传出来之前，这个狱卒把此事上告御史，那就可以算是告密。
但即便如此，根据告密制度，这个狱卒还是要承担风险的。
因为你是在告密上官。
总得来说，所有制度的目的在于不让告密成为风潮，同时，也必须要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保留一条可以上告的道路。
不能完全堵塞自下到上的言路，也不能让人养成靠着把别人告下来而升迁的氛围。
平衡二字，便是如此。
帝王看罢折子，道：“这事还得调查，不能仅仅凭他一言，那巴中城的县令，在任上这么些年来，一直在让巴中百姓的子越来越好，这样的人，我们得查清楚了。另外，这个狱卒有没有说是因为什么来告密？”
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