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末代筒子楼（3）
外系的“筒友”，有历史系的黄春高、哲学系的周学农、东语系的姜景奎等，都是我读博士时的朋友，学问都很好。黄春高研究欧洲经济史，周学农研究佛学，后来被选为“北大十佳教师”之一，姜景奎研究印度文化，得过一个什么国际大奖。我们几个刚刚买了486电脑后，都沉迷于“扫雷游戏”。我开始时不得要领，全凭眼疾手快，扫九十九个雷用了五十八秒，以为天下无敌。一问他们，只用了三十多秒，原来有一个“双击”的窍门。我于是苦练新招，终于开创了二十四秒的纪录。这可能是末代筒子楼里最后的一种娱乐了，至于打扑克打麻将、下象棋下围棋，都已经凑不齐人手或找不到对手了。
以前我们的老师一辈住筒子楼时，我们经常去老师家坐坐，老师也经常来学生宿舍坐坐。到了末代筒子楼，我们去老师家已经很不方便了，而学生来我们家也不方便，幸好我们偶尔还去学生宿舍坐坐，跟学生保持了比较密切的来往。胡续冬、余杰、许知远、张智乾等人的宿舍，我都拜访过。那时学生的“家当”也膨胀起来，宿舍里堆得满坑满谷，到处都给人一种“燕园米贵，居大不易”的感觉。而越住越远的老师们，也开始散布“校园环境衰败论”。
例如谢冕先生和钱理群先生，多次批评北大越来越丧失了精神家园的氛围。而高远东师兄干脆直言“北大的风水被破坏了”，说图书馆新楼就像一只庞大的趴在那里乞食的狗，恰好前边的四个大花盆，就像四个狗食盆子。我则在《鲜活的恐惧》一文的开头写道：“北大图书馆东门外，曾有一大片鲜活的草坪。那里养育过数不清的诗歌、理想、信念和爱情。而今，那里是‘晴天一身土，雨天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