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末代筒子楼（1）
筒子楼的故事，到了我这一代，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好玩的、可乐的、艰苦的、辛酸的、昂扬的、奋斗的，都被我的老师一代经历过了，体会完了。说到筒子楼，首先想起的不是我自己，脑子里印象最深的是温儒敏、钱理群、陈平原、曹文轩等老师。尽管他们早就住上了宽大的N室M厅，但他们的身影，总觉得贴在筒子楼的背景上更合适、更配套。温儒敏的煤气罐、钱理群的破铝锅、陈平原的跨栏背心、曹文轩的搪瓷饭盆，陈列在筒子楼的走廊里，那就是充满仙气的宝贝；倘若荟萃在公寓楼的阳台上，那就是一堆破烂儿。
我1996年博士毕业，那时的筒子楼早已是个贬义词，是知识分子待遇低下的象征。从八十年代的本科开始，多数的优秀毕业生就不愿意留校，其中住房长期不能如意，是关键问题之一。到九十年代中期，找工作基本上还是毕业生的“卖方市场”，特别是北大的博士硕士，找个待遇好的单位，颇不费力。我曾写过一篇《分配狂想曲》，调侃毕业分配的辛苦遭遇，但那是1990年的特殊情况，大乱之后，必有大劫。到1996年时，我们基本上不用去“跑单位”，更不曾捧着简历和写真，到人肉市场上去沿街叫卖。相反，好多用人单位主动到宿舍里来招人。有家外省的单位，皮夹里放了一大串崭新的三室一厅的钥匙，拿出来“哗棱棱”一晃：“只要合同一签，钥匙留下，这房就是你的啦。”但也许是他们要人心切，表现得太热情了，居然没有人去。还有一家北京市的政府单位，跟我说可以马上解决一套两室一厅，去了就是副处，两年以后保证上正处。这话要是九○年说，还有商量。而到了九六年，我对政府部门早已失望，只觉得万般皆下品，唯有北大高。跟一群达官贵人工作在一起，就是住八室八厅，我也憋闷得很，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