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了与世界对话。他们认为，只有真正完成了“寻根”，才能找到自己国家的独特文学样式、风格，从而立足于世界文坛。
早在1982年，贾平凹就在自己的创作谈《卧虎说》中认为,应该“以中国的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在这篇文章中“文化寻根”的动向已初露端倪。 另外，这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在表现出浓厚的民族特征和民族审美方式的同时，又分明渗透了现代意识的精神,既富有民族文化独特性,又融合了现代感的创作倾向，为主张“文化寻根”的中国作家提供了现成的经验和有效的鼓励。所以说“寻根文学”自一开始就表现出现代意识与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愿望,这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自80年代初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精神的延续。文化寻根意识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在文学上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料的重新认识和阐释,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第二,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遗风,寻找激发生命能量的源泉。第三,对当代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丑陋的文化因素的继续批判,如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的深入挖掘。但这些方面并非绝对分开,许多作品是综合表达了“寻根”的意义。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日郎》、《西藏》、《敦煌》和稍后模拟《易经》思维结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等。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年到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 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的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真正大规模打出“文化寻根”大旗的时间,是在1985年。文革后的文学史上,1985年是很重要的一年。在此以前,作家们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方面,过于强大的政治压力使文学的实验无法健康正常地发展。1985年文化寻根意识的崛起,在政治和文化的多重关系下直接带动了文学上的实验,唤起作家艺术家对艺术本体的自觉关注。 当时一批青年作家不约而同发表了各自的宣言,包括阿城、**、韩少功、郑万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