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几千里，多次穿越其他诸侯国的土地去偷袭人家，还没到，人家就已经先知道了，这样看来，他们的准备一定已经很充分了。”于是回师离开了郑国。 在这时，正赶上晋文公去世．还没有安葬。先轸对襄公说：“秦军不可不袭击，我情您允许我去袭击它。”襄公说：“先君去世，尸体还在堂上，看到秦军有利可图就去袭击它，这恐怕不是当儿子的应该遵循的原则吧！”先轸说：“秦国对我们的丧事不表示慰问，对我们的哀痛不表示忧伤，这是忘掉了我们的先君，欺侮您年幼。他们这样无情无义，我们去袭击它，可以使晋国大大强盛。我请您允许我去袭击它。”襄公不得已才答应了他。先轸在崤山截住并攻击秦军，把它打得大败，俘获了秦军的三个主帅而回。 秦穆公听到这个消息，身穿丧服，到宗庙里哭告祖先，向众人说道；“上天不帮助秦国，才让我没有听从蹇叔的劝谏，以至遭到这样的祸患。”这并不是穆公想在崤山被打败，而是因为智力达不到啊。智力达不到就不相信蹇叔的话。不相信蹇叔的话，结果导致了秦军全军覆没。所以，智力达不到带来的危害真是太大。
乐成
【原文】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声。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事已成，功已立，为万世利。禹之所见者远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孔子始用於鲁，鲁人鹥诵之曰：“麛裘而韠，投之无戾。韠而麛裘。投之无邮。”用三年，男子行乎涂右，女子行乎涂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大智之用，固难逾也。子产始治郑，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与诵曰：“我有田畴，而子产赋之。我有衣冠，而子产贮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 後三年，民又诵之曰：“我有田畴，而子产殖之。我有子弟，而子产诲之。子产若死，其使谁嗣之？”使郑简、鲁哀当民之诽訾也，而因弗遂用，则国必无功矣，子产、孔子必无能矣。非徒不能也，虽罪施，於民可也。今世皆称简公、哀公为贤，称子产、孔子为能。此二君者，达乎任人也。舟车之始见也，三世然後安之。夫开善岂易哉！故听无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贤也。魏攻中山，乐羊将。已得中山，还反报文侯，有贵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书曰：“群臣宾客所献书者，操以进之。”主书举两箧以进。令将军视之，书尽难攻中山之事也。将军还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举，非臣之力，君之功也。”当此时也，论士殆之日几矣，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箧哉？一寸而亡矣。文侯，贤主也，而犹若此，又况於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为，而不可与莫为。凡举无易之事，气志视听动作无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为哉？皆壹於为，则无败事矣。此汤、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而句践之所以能报其雠也。以小弱皆壹於为而犹若此，又况於以强大乎！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 “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勿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 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於王曰： “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使民知可与不可，则无所用矣。贤主忠臣，不能导愚教陋，则名不冠後、实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谓能决善矣。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由讻々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讻々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止善，贤主以之讻々也立功。【译文】
最大的智慧不显现，担当大事的人成就较晚，最优美的乐音听来无声。 当禹疏导江水的时候，人们却堆积瓦砾加以阻挡。等到治水的事业完成，功业建立以后，给子孙万代带来了好处。禹目光远大，可是人们却没有谁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可以跟普通的百姓商讨改变现状、进行创业开拓的大事，却可以跟他们享受成功的快乐。 孔子在鲁国开始被任用时，鲁国人怨恨地唱道：“穿着鹿皮衣又穿蔽膝，抛弃他没关系。穿着蔽膝又穿鹿皮裘，抛弃他没罪尤。”被任用三年之后，鲁国男子在道路右边行走，女子在遭路左边行走，遗失了的财物，没有人拾取。大智的运用，本来就难以让人知晓啊。 子产开始治理郑国时，让田地有沟渠疆界，让城邑、鄙野有规定的服色。人民一起怨恨地唱道；“我们有田亩，子产征军赋。我们有衣冠，子产收赋税。谁要杀子产，我们去帮助。”三年之后，人民又歌颂他说：“我们有田亩，子产让它增五谷。我们有子弟，子产对他们施教育。子产如果死了，还有谁能继承他?” 假使郑简公、鲁哀公面对人民的诽谤非议，就不再任用子产，孔子了，那么国家一定无所成就，子产，孔子也一定无法施展才能了。不只是不能施展才能，即使被治罪，人民也会赞同的。如今世上都称赞简公，哀公贤明，称赞子产、孔子有才能。这两位君主，很懂得任用人啊。舟、车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都不习惯，过了三代人们才感到习惯。开始做好事难道容易吗？所以听信愚民之言，任何事都办不好。事业之所以成功，全在于君主贤明啊。 魏国攻打中山国，乐羊为将。乐羊攻下中山国以后，回国向魏文侯报告，显出夸功骄傲的神色。文侯察觉了这一点，就命令主管文书的官吏说。“群臣和宾客献上的书信，都拿来进上。”主管文书的官吏搬着两箱书信进上来。文侯让乐将军看这些书信。书信都是责难攻打中山国这件事的。乐将军转身退下几步，向北再拜说：“攻下中山国，不是我的力量，是君主您的功劳啊。”乐羊攻打中山国的时候，议论的人对这件事的危害一天比一无严重了，假使文侯相信了群臣宾客之言，认为中山国不可取，那么，哪里用得着两箱书信呢？只需一寸长的书信就足以让乐羊失去功劳了。文侯是贤明的君主，臣下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的君主呢?一般君主的祸患是，不能不让他去做，又不能让他中途不改。君主凡是去做中途不改变的事情，思想意志、视听行动无不认为正确，臣下谁还敢认为不对而横加怀疑呢?君臣都专心去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了。这就是汤，武王之所以在灭亡夏、商中大立功业，勾践之所以能够报仇的原因。只要君臣全都专心去做，凭仗弱小的国家尚且能如此，更何况凭仗强大的国家呢? 魏襄王跟臣子们一起喝酒，喝到正畅快的时候，魏王为臣子们祝酒，让臣子们都能得志。史起站起来回答说：“臣子有的贤明有的不肖，贤明的人得志可以，不肖的人得志就不可以。”魏王说：“让群臣都象西门豹当臣子那样。”史起回答说；“魏国分配给人民土地，每户一百亩，邺地偏偏给二百亩，这说明那里的土地不好。漳水在它的旁边，可是西门豹却不知利用，这说明他很愚蠢。知道这种情况却不报告，这说明他不忠。愚蠢和不忠，不可效法。”魏王无话回答他。第二天，召来史起问他说，“漳水还可以灌溉邺的田地吗?”史起回答说：“可以。”魏王说，“你何不替我去做这件事?。史起说；“我担心您不能做啊。”魏王说：“你如果真的能替我去做这件事，我全都听你的。”史超恭恭敬敬地答应了，并对魏王说：“我去做这件事，那里的人民一定非常怨恨我，严重了会弄死我，次之也会凌辱我。即使我被弄死或被凌辱，希望您派其他人继续完成这件事。”魏王说；“好吧。”派他去当邺令。史起于是去邺开始了引漳工程，邺地的人民非常怨恨史起，想要凌辱他，史起不敢出门，躲了起来。魏壬就派别人最终完成这一工程。水流到了田里，人民大大受益，一起歌颂他说；“邺地有贤令，此人是史公。引漳水，灌邺田。古来盐碱地，能长稻和谷。”假使人民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就没有任用贤人的必要了，贤主忠臣，如果不能教导愚蠢鄙陋的人，那么名声就不能流传到后世，政绩也不能对当代有利了。史起不是不知道事物的发展趋势，他明知要遭到民众的怨恨，却还要治理漳水，是因为他忠于君主。魏襄王可说是能对善于做出决断了。如果真能对善行做出决断，那么众人即使喧哗，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功业之所以难于建立，大概一定是由于众人的吵吵闹闹吧!国家的残破灭亡，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啊。所以在众人的吵吵闹闹之中，不可不加以研究体会。一般的君主以为众人的吵吵闹闹就停止了行善，贤明的君主却在众人的吵吵闹捅之中建立起功业。
察微
【原文】
六曰：使治乱存亡若高山之与深溪，若白垩之与黑漆，则无所用智，虽愚犹可矣。且治乱存亡则不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见，如可不见。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於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贡赎鲁人於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於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於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举兵反攻之，老弱尽杀之矣。吴王夷昧闻之，怒，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克夷而後去之。吴、楚以此大隆。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於鸡父，大败楚人，获其帅潘子臣、小帷子、陈夏啮。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实为鸡父之战。凡持国，太上知始，其次知终，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国必危，身必穷。《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郑公子归生率师伐宋。宋华元率师应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将战，华元杀羊飨士，羊斟不与焉。明日战，怒谓华元曰：“昨日之事，子为制；今日之事，我为制。”遂驱入於郑师。宋师败绩，华元虏。夫弩机差以米则不发。战，大机也。飨士而忘其御也，将以此败而为虏，岂不宜哉！故凡战必悉熟偏备，知彼知己，然後可也。鲁季氏与郈氏斗鸡，郈氏介其鸡，季氏为之金距。季氏之鸡不胜，季平子怒，因归郈氏之宫，而益其宅。郈昭伯怒，伤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庙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馀尽舞於季氏。季氏之舞道，无上久矣。弗诛，必危社稷。”公怒，不审，乃使郈昭伯将师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宫。仲孙氏、叔孙氏相与谋曰：“无季氏，则吾族也死亡无日矣。” 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为一，郈昭伯不胜而死。昭公惧，遂出奔齐，卒於干侯。鲁昭听伤而不辩其义，惧以鲁国不胜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与季氏同患也。是不达乎人心也。不达乎人心，位虽尊。何益於安也？以鲁国恐不胜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恶固相助。权物若此其过也，非独仲、叔氏也，鲁国皆恐。鲁国皆恐，则是与一国为敌也，其得至干侯而卒犹远。【译文】
假设治和乱、存和亡的区别象高山和漂谷，象白土和黑漆那样分明，那就社有必要运用智慧，即使蠢人也可以知道了。然而治和乱、存和亡的区别并不是这样。好象可知，又好象不可知，好象可见，又好象不可见。所以有才智的人、贤明的人都在千思百虑、用尽心思去探求治乱存亡的征兆，尽管如此，尚且有管叔、蔡衩的叛乱事件和东夷八国不听王命的阴谋。所以治乱存亡，它们刚刚出现的时候就象秋毫那样，能够明察秋毫，大事就不会出现过失了。 鲁国的法令规定，鲁国人在其它诸侯国给人当奴仆，有能赎出他们的，可以从国库中支取金钱。子贡从其它诸侯国赎出了做奴仆的鲁国人，回来却推辞，不支取金外。扎予说：“端木赐做错了。从今以后，鲁国人不会再赎人了。”支取金钱，对品行并没有损害，不支取金钱，就不会有人再赎人了。子路救了一个溺水的人，那个人用牛来酬谢他，子路收下了牛。孔子说；“鲁国人一定会救溺水的人了。”孔子能从细小处看到结果，这是由于他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观察得远啊。 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与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一起在边境上采桑叶，嬉戏时，吴国的姑娘伤了卑粱的蛄娘。卑梁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应答很不恭敬，卑梁人很恼怒，杀死了那个吴国人就走了。吴国人去报复，把那个楚国人全家都杀死了。卑粱的守邑大夫大怒，说；“吴国人怎么竟敢攻打我的城邑?”发兵去攻打吴国人，连老弱全都杀死了。吴王夷昧听到这事以后大怒，派人率兵侵犯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克楚国边邑，把它夷为平地，然后才离开。吴国，楚国因此展开大战。吴公子光又率领军队在鸡父跟楚**队交战，把楚军打得大殴，俘虏了楚军的主帅潘子臣、小帷子、以及陈国的夏啮。又接着攻打郢，得到了楚乎王的夫人，把她带回吴国。这实际上还是鸡父之战的继续。凡是要守住国家，最上等的是洞察事情的开端，其次是预见到事情的结局，再次是随着事情的发展了解它。这三样都做不到，国家一定危险，自身一定困窘。《孝经》上说：“高却不倾危，因此能够长期保住尊贵，满却不外溢，因此能够长期保住富足。富贵不离身，然后才能保住国家，使人民和谐。”楚国恰恰不能做到这些。 郑公子归生率领军队攻打宋同。宋国的华元率领军队在大军迎敌，羊斟给他怍驭手。第二天将要作战，华元杀了羊宴享甲士，羊斟却不在宴享的人中。第二天作战的时候，羊斟愤怒地对华元说：“昨天宴享的事由你掌握，今天驾车的事该由我掌握了。”于是把车一直赶进郑**队里。宋**队大败，华元被俘。弩牙相差一个米粒就不能发射。战争正象一个大的弩牙。宴享甲士却忘了自己的驭手，将帅因此战败被俘，难道不是麻该的吗？所以，凡作战一定要熟悉全部情况，做好全面准备，知己知彼，然后才可以作战。 鲁国的季氏与郈氏斗鸡，郈氏给他的鸡披上甲，季氏给鸡套上金属爪。季氏的鸡没有斗胜，季平子很生气，于是侵占郈氏的房屋，扩大自己的住宅。郈昭伯非常恼怒，就在昭公面前诋毁季氏说：“在襄公之庙举行大祭的时候，舞蹈的人仅有十六人而已，其余的人都到季氏家去跳舞了。季氏家舞蹈人数超过规格，他日无君主已经很长时间了。不杀掉他， 一定会危害国家。”昭公大怒，不加详察，就派郈昭伯率辆军队去攻打季氏，攻入了他的庭院。仲孙氏、叔孙氏彼此商量说：“如果没有了季氏。那我们家接离灭亡就没有几天了。”于是发兵前往救助，攻破院墙的西北角进人庭院，三家合兵一处，郈昭伯不能取胜而被杀死。昭公害怕了，于是逃亡型齐国，后来死在干侯。鲁昭公听信诋毁季氏的话，却不分辨是否合乎道理，他只害怕凭着鲁国不能胜过季氏，却不知道仲孙氏，叔孙氏也很恐惧，他们与季孙氏是患难与共的。这是由于不了解人心啊。不了解人心，地位即便尊贵，对安全又有什么益处呢？凭借鲁国尚且害怕不能胜过一个季氏，更何况三个季氏呢?他们都厌恶昭公，本来就舍互相救助。昭公权衡事情错误到如此地步，不只是仲孙氏、叔孙氏，整个鲁国都会感到恐惧。整个鲁国都感到恐惧，这就是与整个国家为敌了。昭公与整个国家为敌，在国内就该被杀，今得以死在干侯，还算有幸死得远了呢！
去宥
【原文】
七曰：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於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於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凡听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虽奋於取少主，何损？所言不善，虽不奋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为之悫，而徒以取少主为之悖，惠王失所以为听矣。用志若是，见客虽劳，耳目虽弊，犹不得所谓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饰鬼以人、罪杀不辜，群臣扰乱，国几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与智皆衰邪？荆威王学书於沈尹华，昭厘恶之。威王好制，有中谢佐制者，为昭厘谓威王曰：“国人皆曰：王乃沈尹华之弟子也。”王不说，因疏沈尹华。中谢，细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闻先王之术，文学之士不得进，令昭厘得行其私。故细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数怒人主，以为奸人除路，奸路以除，而恶壅却，岂不难哉？夫激矢则远，激水则旱，激主则悖，悖则无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邻父有与人邻者，有枯梧树，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邻父因请而以为薪。其人不说曰：“邻者若此其险也，岂可为之邻哉？” 此有所宥也。夫请以为薪与弗请，此不可以疑枯梧树之善与不善也。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吏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别宥然後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 【译文】
东方墨家学派的谢子，将要到西方去见秦惠王。惠王向秦国墨家学派的唐姑果打听谢子的情况。唐姑果担心秦王亲近谢子超过自己，就回答说：“谢子是东方能言善辩的人，他的为人很狡诈，他这次来，将竭力游说，以取得太子的欢心。”秦王于是心怀愤怒等待谢子的到来。谢子来了，劝说秦王，秦王不听从他的意见。谢子很不高兴，于是就告辞走了。凡听人议论是为了听取好的意见，所说的意见如果好，即便是竭力想取得太子的欢心，又有什么损害?所说的意见如果不好，即便不是要竭力取得太子的欢心，又有什么益处?不因为他的意见好认为他诚实，而只是困为他想取得太子的欢心就认为他悖逆，惠王丧失了所以耍听取意见的目的了。象这样动用心思，会见宾客目即使很劳苦，耳朵眼睛即使非常疲惫，还是得不到宾客言谈的要旨。这就是史定之所以能够干邪僻之事的原因，这就是史定之所以能用人装扮成鬼、加罪杀戮无辜之人，以致群臣骚乱、国家几乎危亡的原因。人到了年老的时候，身体越来越衰弱，可是智慧越来越旺盛。现在惠王已到了老年，难道身体和智慧都衰竭了吗? 楚威王向沈尹华学习文献典藉，昭厘对此很忌恨。威王喜好法制，有个帮助制定法令的中谢官替昭厘对威王说：“国人都说：‘王是沈尹华的弟子。’”威王很不高兴，于是就疏远了沈尹华。中谢官是地位卑贱的人，他说了一句话就让威王不能听到先王治国之道，使那些研习、精通古代文猷典籍的人不得重用，让昭整得以实现自己的阴谋。所以，对地位卑贱的人所说的话不可不明察啊。他们多次激怒人主，借此替奸人扫清仕进之路。奸人的仕进之路扫清了，却又厌恶贤人的仕进之路被阻塞，这难道不是很难吗?奋力向后引箭，箭就射得远，阻遏水流，水势就猛，激怒君主，君主就会悖谬，君主悖谬就没有君子辅佐了。不可激怒的，大概只有心中早有准则的君主吧。 有个人与别人为邻，家中有棵干枯的梧桐树，与他为邻的一位老者说之棵捂桐不好，他立刻就把它伐了。那位老者于是要那棵梧桐树，想拿去当柴烧。他不高兴地说：“这个邻居竞这样地险诈啊，怎么可以跟他作邻居呢?”这是有所蔽塞啊。要那棵梧桐把它作柴烧，或是不要，这些都不能作为怀疑梧桐树好还是不好的依据。 齐国有个一心想得到金子的人，清晨，穿上衣服，戴好帽子，到了卖金子的人那里，看见人拿着金子，抓住金子就夺了过来。吏役把他抓住捆了起来，问他说；“人都在这里，你就抓取人家的金子，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根本没有看见人，只见到金子罢了。”这真是蔽塞到极点了。 有所蔽塞的人，本来就把白天当成黑夜，把白当成黑，把尧当成桀。蔽塞的害处真也太大了。亡国的君主大概都是蔽塞到极点了吧。所以，凡是人一定要能够区分什么是蔽塞，然后才能知道事物的全貌，能够区分什么是蔽塞就能保全自身了。
正名
【原文】
八曰：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凡乱者，刑名不当也。人主虽不肖，犹若贤用，犹若听善，犹若为可者。其患在乎所谓贤从不肖也，所为善而从邪辟，所谓可从悖逆也。是刑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夫贤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国不乱，身不危，奚待也？齐湣王是以。知说士，而不知所谓士也。故尹文问其故，而王无以应。此公玉丹之所以见信、而卓齿之所以见任也。任卓齿而信公玉丹，岂非以自雠邪？尹文见齐王，齐王谓尹文曰： “寡人甚好士。”尹文曰：“愿闻何谓士？”王未有以应。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庙朝中深见侮而不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否。大夫见侮而不斗，则是辱也，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尹文曰：“虽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以为臣，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士乎”？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将治其国，民有非则非之，民无非则非之民有罪则罚之，民无罪则罚之，而恶民之难治，可乎？”王曰：“不可。” 尹文曰：“窃观下吏之治齐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则民虽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无说，请言其说。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见侮而不敢斗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敢斗，是辱也。’夫谓之辱者，非此之谓也。以为臣不以为臣者，罪之也。此无罪而王罚之也。”齐王无以应。论皆若此，故国残身危，走而之谷，如卫。齐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尝以此霸矣，管仲之辩名实审也。【译文】
名分合宜国家就治理得好，名分不正国家就混乱。使名分不正的是浮夸失实的言辞。言辞浮夸失实就会把不可以说成可以，而把不是这样说成这样，就会把不对说成对，而把不错说成错。所以君子的言辞，足以说出贤人的贤明，不肖之人的不肖就行了，足以讲明治世之所以兴盛、乱世由何引起的就行了，足以令人知晓事物的真情、人之所以能生存的原因就行了。 凡是混乱，都是由于名实不符造成的。君主即便不贤，也还是知道任用贤人，还是知道听从善言，还是知道做可行之事。他们的弊病就在于他们所认为的贤人只不过是不肖之人，他们所认为的善言只不过是邪僻之吉，他们所认为的可行之事只不过是悖逆之事。这就是形名异实、名实不符。把不肖当成贤明，把邪僻当成善良，把悖逆当成可行，象这样，国家不混乱，自身不危险，还等什么呢? 齐湣王就是这样。知道喜欢士，却不知道什么人才叫士。所以尹文问他什么叫士。湣王无话回答。这就是公玉丹之所以被信任，卓齿之所以被任用的原因。任用卓齿，信任公玉丹，难道不是给自己安排仇人吗? 尹文谒见齐王，齐王对尹文说；“我非常喜欢士。”尹文说：“我希望听您说说什么样的人叫做士。”齐王没有话来回答。尹文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侍奉父母根孝顺，侍奉君主很忠诚，结交朋友棍守信用，住在乡里敬爱兄长。有这四种品行的人，可以叫做士吗?”齐说：“这真是所说的士了。”尹文说：“您得到这个人，肯用他作臣子吗?”齐王说；“这是我所希望的，但却不能得到。”尹文说：“假如这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莫大侮辱却不争斗，您还将让他作臣子吗?”齐王说：“不。士受到侮辱却不争斗，这就是耻辱。甘心受辱，我就不让他作臣子了。”尹文说：“这个人虽然受到侮辱而不争斗，但他并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这就是说没有丧失一点成为士的条件。没有丧失一点成为士的条件，可是大王您却不让他作臣子，那么您先前所认为的士还是士吗?”齐王无话回答。尹文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将治理他的国家，人民有错误责备他们，人民没有错误也责备他们，人民有罪惩罚他们，人民没有罪也惩罚他们。这样做，反倒埋怨人民难以治理，可以吗?”齐王说：“不可以。”尹文说，“我私下观察您的臣属治理齐国正象这样。”齐王说：“假如我治理国家真地象这样，那么人民即使治理不好，我也不怨恨。或许我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吧！”尹文说：“我既然这样说就不能没有理由，请允许我说一说理由。您的法令说：‘杀人的处死，伤人的受刑。’人民中有的敬畏您的法令，受到奠大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顾全您的法令啊，可是您却说，‘受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耻辱。’真正叫做耻辱的，不是说的这个。本该作臣子的，您却不让他作臣子，等于是惩罚他。这就是没有罪过而您却惩罚他啊。”齐王无话回答。君王的议论都象这样，所以国家残破，自身危急，逃到谷邑，又到了卫国。齐圄是周朝分封的诸侯之长，太公在这里得以寿终。桓公曾凭借齐国称霸诸侯，这是由于管仲辨察名实非常详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