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为中等货币，刀布为下等货币。国家号令急就会导致金价上涨，号令缓则金价下跌。先王能够考虑号令的缓急，调节黄金价格的高低，而控制下币刀布和上币珠玉的作用，那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对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桓公问于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对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桥之粟贵籴之数。”桓公曰：“为之奈何？”管子对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民举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国谷二什倍，巨桥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市缯帛，军五岁毋籍衣于民。以巨桥之粟二什倍而衡黄金百万，终身无籍于民。准衡之数也。”桓公问于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对曰：“可。夫楚有汝汉之金，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此三者亦可以当武王之数。十口之家，十人咶盐，百口之家，百人咶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盐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泲水为盐，正而积之三万钟，至阳春请籍于时。”桓公曰：“何谓籍于时？”管子曰：“阳春农事方作，令民毋得筑垣墙，毋得缮冢墓；丈夫毋得治宫室，毋得立台榭；北海之众毋得聚庸而煮盐。然盐之贾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贾，修河、济之流，南输梁、赵、宋、卫、濮阳。恶食无盐则肿，守圉之本，其用盐独重。君伐菹薪煮泲水以籍于天下，然则天下不减矣。” 【译文】
桓公对管仲说：“我要保住国内资源，不被天下各国捞取，反而要外取于天下，可以么？”管仲回答说：“可以。水流激荡则流势湍急，征收的号令急则物价上升。先王就是掌握号令的缓急，对内据守国财而对外取之于天下的。”桓公继续问管仲说：“他们是怎么做的？”管仲回答说：“从前，武王曾用过提高巨桥仓粮食价格的办法。”桓公说：“做法如何？”管仲回答说：“武王故意设立了一种‘重泉’的兵役，下令说：“百姓自家储粮一百鼓的，可以免除此役。’百姓便尽其所有来收购粮食以逃避这个兵役，从而国内粮价上涨二十倍，巨桥仓的粮价也随之贵二十倍。武王用此二十倍的巨桥仓粮食收入购买丝帛，军队可以五年不向民间征收军服；用此项收入购买黄金百万斤，那就终身不必向百姓收税了。这就是‘准衡’的理财之法。”桓公接着问：“现在也可以照此办理么？”管仲回答说：“可以。楚国有汝、汉所产的黄金，齐国有渠展所产的盐，燕国有辽东所煮的盐。运用这三者也可以相当于武王的理财之法。一个十口之家就有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有百人吃盐。关于吃盐的数量，每月成年男子近五升，成年女子近三升，小孩近二升。如每升盐价提高半钱，每釜就增加五十钱；每升提高一钱，每釜就是百钱；每升提高十钱，每釜就是干钱。君上若下令砍柴煮盐，征集起来使之达三万钟，阳春一到，就可以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了。”桓公说：“何谓在盐的时价上取得收入？”管仲回答说：“在阳春农事开始时，命令百姓不许筑墙垣，修坟墓，大夫不可营建宫室台树，同时也命令北海居民一律不准雇人煮盐。那么，盐价必然上涨四十倍。君上用这涨价四十倍的食盐，沿着黄河、济水流域，南运到梁、赵、宋、卫和濮阳等地出卖。粗食无盐则人们浮肿，保卫自己国家，用盐特别重要。君上通过砍柴煮盐以取得收入于天下，那么，天下就无法削弱我们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富本而丰五谷，可乎？”管子对曰：“不可。夫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干天下；五谷兴丰，巨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下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我想富国而只是丰产粮食，可以么？”管仲回答说：“不可以。国富而财物繁多，不能经营掌握，则将被天下各国捞取；粮食丰产，我们贱而别国贵，也将被天下各国捞取。那样，我国百姓就成为天下各国经虏掠的对象了。善于治国的人，就象大海行船一样，观察风势的起源，天下各国粮价高我们就高，粮价低我们就低。如果天下各国粮价高而我们独低，我们的财利就将被天下各国捞取去了。”
桓公问于管子曰，“事尽于此乎？”管子对曰：“未也。夫齐衢处之本，通达所出也，游子胜商之所道。人求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币，骐骥黄金然后出。令有徐疾，物有轻重，然后天下之宝壹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人。”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理财之事就到此为止了么？”管伸回答说：“没有。齐国是一地处交通要冲的国家，是四通八达的地方，从而是游客富商的必经之处。外人来到我国，吃我们的粮食，用我们的钱币，然后，好马和黄金也就提供出来了。我们掌握号令要有缓有急，掌握物价要有高有低，然后天下的宝物都可以为我所用。善治国者，可以使用不是他自己所有的东西，也可以役使不是他自己管辖的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