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情况就等于没有部属。”桓公说：“怎样实行？”管仲回答道：“成王业的藏富于民，成霸业的藏富于大夫，败国亡家则是把财富收藏在箱子里。”桓公说：“何谓藏富于民？”管仲说：“请拿出栈台所存的钱币，贷放在城阳一带；拿出鹿台的钱币，贷放在济阴一带。国君还向百姓下令说：‘百姓富君主不会穷，百姓穷君主不会富，因此国家不向百姓征收钱币，府库也不积累钱财，把财富都藏在百姓手里。’等到年景丰收，五谷丰登。粮价大降，比上年降低一半，就要用这笔贷款收购，使粮食归国家，货币散在民间。这样因钱币都投在民间，币值下跌，粮价则上升一半。上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下，下年的粮食有两分在上，两年有四分粮食在上。则只有一分在民间流通，粮价可继续上涨到三倍。国家按人口征税，每户一年才收十钱，如每家都向政府买粮。把每十亩地产粮食加价十钱，就可以从一户得到相当于十户的人口税收入。这正是来自粮食销售政策和利用货币的作用。然后用国家所掌握的货币的半数，再次发放于百姓，分粮食为四分，使之三分在国家，一分在民间，就又形成此项政策的再一次反复。至于大夫，由于他封地多，囤积粮而对抗君主，也请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他。”桓公说：“何谓用统计理财方法来剥夺？”管仲回答说：“统计有四分之三的粮食掌握在国家手里时，就通知百姓都来买粮，按照君主之所藏尽量出卖。粮价就会互相影响而跌价十分之三。剩下的粮食以货币收购，粮价按跌落回来的标准，大夫也就无法抬高粮价了。国君发放俸禄也用钱而不用粮，全部粮食就都被国家掌握起来。最后国君把其中十分之七的粮食拿出来，也就是留三成，贷出七成，赈济贫民，也是一种仁义的举动。这样，采取措施使粮价跌落，是对付大夫的一个办法；靠乡的市场管住粮价，而对大夫所住的城市进行收取，是对付大夫的又一个办法；投出粮食与物资，既博得仁义之名，又平抑其他物资价格，是对付大夫的最后一个办法。一切都要掌握时机而决定进退。所以说：成王业者善于掌握时机，称圣人的善于掌握变化。”桓公说：“好。”
桓公问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领，泰啬。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垄，美其室，此夺农事及市庸，此非便国之道也。民不得以织为绡而貍之于地。彼善为国者乘时徐疾而已矣。谓之国会。”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特告诉我：‘把天子的葬衣定为三百件，固然太吝啬了，但要想削减大夫财富，则可以照此而行。’这项使大夫散财厚葬的主意如何？”管仲说：“这不是法家的办法。让大夫把坟墓修得很高，把墓室修得很美，必然侵夺农事和市场上的佣工，不是利国之道。百姓死后也不可用彩帛作为覆棺之物，而埋于地下。善于治国的人，只需掌握市场时机而采取有缓有急的措施，就可以控制大夫了。这叫作运用国家的统计理财工作。”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争夺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谓用戚始？”管子对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国为十；兄弟五人，分国为五。三世则昭穆同祖，十世则为祏。故伏尸满衍，兵决而无止。轻重之家复游于其间。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财。财终则有始，与四时废起。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家的争夺之事是怎样出现的？”管仲回答说：“是从宗戚开始的。”醒公说：“何谓由宗戚开始？”管仲回答说：“一国的国君，生下弟兄十人，就分封为十个国家；生弟兄五人，就分封为五个国家。他们传了三代以后，彼此仅是同族同祖的关系而已。传了十代以后，仅是祖宗牌位放在一起的关系而已。所以争夺起来闹得伏尸满地，用兵决斗不止。轻重家们还从中乘机谋利。所以说：不可把土地分封于人，不可把财富资源授让于人。财富资源是终而复始的生产消费，随四时运动而发展消灭的。圣人总是统一用号令的缓急来掌握它，统一用政策的开闭来控制它，用轻重理财之术来夺取它，用仁义之道来支配它。所以，能够与天地共同长久不败，这正是一统天下君主的大权。”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币乘马。”管子对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六人而奉一乘。币乘马者，方六里，田之美恶若干，谷之多寡若干，谷之贵贱若干，凡方六里用币若干，谷之重用币若干。故币乘马者，布币于国，币为一国陆地之数。谓之币乘马。”桓公曰：“行币乘马之数奈何？”管子对曰：“士受资以币，大夫受邑以币，人马受食以币，则一国之谷资在上：币赀在下。国谷什倍，数也。万物财物去什二，策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财物，苟合于国器君用者，皆有矩券于上。君实乡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从责者，乡决州决’。故曰：就庸一日而决。国策出于谷轨，国之策货，币乘马者也。今刀布藏于官府，巧币、万物轻重皆在贾人，彼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彼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关于货币的计算筹划。”管仲回答说：“当初是三夫为一家的生产单位，占用六里见方的土地，出兵车一辆，配备二十七人。所谓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以六里见方的土地为单位，计算其好地瘠地各有多少，产粮多少，粮价高低多少，六里见方土地需要货币多少，以及就其粮食价格来计算应需要货币多少。因此，货币的计算筹划，就是把这个需要量推算于全国，使货币的数字与全国的土地数量相适应，这就叫作货币的计算筹划。”桓公说：“货币计算筹划的理财方法，应该怎样实行？”管仲回答说：“士的俸禄用货币支付，大夫封邑的租税也用货币，官府的人夫、马匹等一切开支也用货币支付，这样，粮食就全部留存在国家手里，货币就散布在民间流通。粮价上涨十倍左右，就是因为此法；其他物资因粮贵而降价二成左右，也是这项政策的结果。然后就对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及其他财物，如合乎国器规格和君主需用的，都订立收购合同。国君的粮食本来就是贮藏在各乡各州的。于是就发出通告说：‘某月某日，凡与国家有合同的债务关系的，即可在本乡本州就近解决。’这就是说，雇用车马人夫运物领粮只需一天时间就可以办完。国家理财政策，固然是出于粮食的统计，但国家谋取上述物资，也是货币计算筹划的作用。如今，钱币虽然贮藏在官府，但巧法使用货币和操纵物价的都是商人。市场上凡币值上升则物价下降，币值下降则物价上升，粮价上升金价下降。人君能掌握好粮食、货币、黄金的平衡关系，天下的经济秩序就可以安定了。这也是控制天下的一种办法。”
桓公问于管子曰：“准衡、轻重、国会，吾得闻之矣。请问县数。”管子对曰：“狼牡以至于冯会之日，龙夏以北至于海庄，禽兽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国策哉？”桓公曰：“何谓通国策？”管子对曰：“冯市门一吏书赘直事。若其事唐圉牧食之人养视不失捍殂者，去其都秩，与其县秩。大夫不乡赘合游者，谓之无礼义，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门、山之祠。冯会、龙夏牛羊牺牲月价十倍异日。此出诸礼义，籍于无用之地，因扪牢策也。谓之通。”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平准之法，轻重之术以及国家的统计理财，我都知道了。请问利用祭祀的理财方法。”管仲回答说：“从狼牡到冯会口，从龙夏以北到海庄，是禽兽牛羊生长的好地方，何不利用这个条件来贯彻国家理财之策呢？”桓公说：“何谓贯彻理财之策？”管仲回答说：“在冯会口这类牧场设一官吏，负责记载牛羊繁育并查管牧养事务。若是从事牧养的官员，照料牛马没有折损死亡的，就从‘都’一级提升为县级。若是查到大夫不肯提供种牛种马配种繁殖的，就叫作目无祭祀礼仪，禁止他春秋两季用牛羊进行祭袍。一般百姓有此行为的，禁止他祭把门神与山神。由于加强管理，冯会、龙夏一带牛羊的月价将比往日上涨十倍。这项政策，是从祭把礼仪出发的，取得收入于山林无用之地的，垄断牛羊市场的政策。这正是对国家理财政策的‘贯彻’。”
桓公问管子曰：“请问国势。”管子对曰：“有山处之国，有氾下多水之国，有山地分之国，有水泆之国，有漏壤之国。此国之五势，人君之所忧也。山处之国常藏谷三分之一，氾下多水之国常操国谷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国常操国谷十分之三，水泉之所伤，水泆之国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国谨下诸侯之五谷，与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谷。此准时五势之数也。”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请问国内的地势问题。”管仲回答说：“有山区，有低洼多水地区，有山陵平原各占一半的地区，有常年溢水为害的地区，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这五种不利地势，是人君所忧虑的事。山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低洼多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三分之一，山陵平原对开的地区尚可贮备粮食的十分之三，被水泉伤害，常年溢水地区尚可贮备粮食十分之二，唯有土壤漏失水分的地区，就只好努力掌握外国粮食。发展手工业的精美木器生产来掌握各诸侯国的粮食，这就是准时解决五种不良地势问题的办法。”
桓公问管子曰：“今有海内，县诸侯，则国势不用已乎？”管子对曰：“今以诸侯为公州之饰焉，以乘四时，行扪牢之策。以东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为诸俟，则高下万物以应诸侯；遍有天下，则赋币以守万物之朝夕，调而已。利有足则行，不满则有止。王者乡州以时察之，故利不相倾，县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谓之国簿。” 【译文】
桓公问管仲说：“如海内统一，控制了天下诸侯，解决地势的政策就不用了么？”管仲回答说：“现今还是诸侯掌握天下各州的余财，还要利用季节的变化，实行操纵市场的办法，使东西南北相补助，为取得一致而加以调节。所以说：在诸侯分立条件下，则直接掌握物资贵贱来对付各诸侯国；在天下统一的条件下，则利用货币掌握物价涨落，使之调平就是了。东西充足则使之调出，不足则制止之。统一天下的君主按时视察各乡、各州的经济情况，故百姓谋求财利不至于互相倾轧，生活极为稳定。国君则掌握大局奉行利出一孔的政策，这叫作国家整体的经济统计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