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的逻辑（1）
2009年底，我在北京参加了有关“媒体伦理”的国际会议。伦理不仅在中国，在当代，在媒体领域存在，也是跨越时间、空间和分野的话题。就会议的切入点而言，面对着庞大的话题，以小见大是个前提。最引起我注意和关心的是：中国记者“拿红包”的问题。它反映着今天中国记者的现实和困境，作为分析的案例，再好不过了。
不管是刚入行的还是资深的，拿过红包的还是没拿过的，现场的媒体从业者们为“记者该不该拿红包”这个问题花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争论得相当激烈。说明大家经过亲身的体验，有很多话要说。
一位资深媒体人指出：一个同行曾这样形容过辉煌的过去，“我在××年前，一个月就有1万多元的红包了”，我还能记起这个同行骄傲得意的表情。
散会后，我给一位“跑会议”的经济记者打电话问：“你平时拿红包吗？”我们俩关系很熟悉，对方实话实说：“有，没办法，主办方每次逼着我们接受，平均一次1000元吧。”接着问：“一个月大概拿多少？”对方想了一下回答说：“最多3万吧，平均1万左右。”
这正好与那位资深媒体人所说一致。这一情况在中国是否很普遍？我不敢轻易论断。但行业内存在着一个公开的秘密：部分记者的红包收入往往会超过工资奖金。虽然每一个地区和领域的实际情况不同，但所谓有偿新闻似乎无处不在，每天都在发生。现实传媒体制内编辑部与经营部混岗，这也是造成有偿新闻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它客观上是一场双赢交易，若给钱的和拿钱的角色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双方也不可能这么做。拿红包、收封口费、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