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打手，简直太过分了，那是中、军统特务分子糟蹋他的……凡是反蒋的，他无不遵从；凡是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他亦无不乐从。”
1939年元旦，在重庆国民政府团拜会上，冯玉祥毫不客气地说：“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 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该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至于我们大家把汪精卫弄成副总裁，我们大家是瞎了眼，我们应该向国民认罪。”蒋介石听后，脸色一阵红一阵白，显得很尴尬、狼狈。冯玉祥当众表扬孙凤鸣，也就是间接肯定王亚樵的抗日反奸行为。
台湾作家良雄在《戴笠传》中披露：“北伐以后，国内发生政治性谋杀案，如由戴笠查办，他会首先想到王亚樵其人，因他对王亚樵有极深刻之了解……戴氏流浪上海时期，闻人言王亚樵有豪侠之气，经朋友介绍，与之相识。王亚樵亦很赏识戴氏才干。于是，两人订交。据戴氏自己说：他们曾经结过金兰。传说戴氏有一段时间是住在王亚樵家。可见他们两人关系，很不寻常。”
在《中国的民间力量》中，美国记者弗雷特 安娜写道：
在中国抗日战争（指“七七”事变以前的局部抗战）和国共两党争斗的这段历史中，这个非常奇特的人物是不能忽视的。很难明确地说，是那个时代造就了王亚樵，还是王亚樵在戏弄那个时代。
他绝不同于西方的那些黑手组织以制造恐怖作为生存方式，也不同于中国古老土地上的传统土匪杀人越货谋生。他既非政治家，又非军事家，然而，他又有相当深沉的政治头脑和精湛的军事常识，同时，还保留着一种桀骜不驯的匪性……无疑，王亚樵的出生就意味着对中国领袖们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他本人简直就像是武装的国会，他贯彻意志的方式不是提出动议、提交讨论，而是用枪和炸弹。
这个身着马褂、戴着旧式眼镜的先生，看起来就像一个潦倒的穷秀才。他的确是个有学问的人。他对于中国政治史有一套粗鲁而新鲜的见解。也在兴致盎然施行谋杀的同时，绝没有忘记自己是个读书人。他几乎在每次组织团体时，都要办一份报纸，作为自己的舆论工具，并常常亲笔赐文，文采十分精美。
据不完全统计，他至少同二十个女人睡过觉。他对于女性似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同情、爱怜和亲近的愿望，一言以蔽之，他属于比较喜欢女人的那种男人。除了他的权威以外，他的风格和胆魄委实十分具有魅力。设想他要是到了美国，受到美利坚女郎的青睐及至追逐，是完全有可能的。
1986年5月28日，曾经追捕过王亚樵的军统特务沈醉接受了安徽文史学者戴健的采访，他说：“王亚樵这个人，我抓过好几次，但都没有抓到。王亚樵最后被戴笠指派的余立奎的小老婆余婉君跟踪到广西梧州，终遭杀害。余婉君我也认识，人长得漂亮，只是眼睛丑，戴个小眼镜……他的行动的确使蒋介石感到害怕。王亚樵不是**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是主张抗日救国的，希图通过暗杀来震动社会，促使变革，起码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在《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中，著名学者余世存感叹道：“正义、公道，在即时实现中不得不采取某种极端的形式。在那样的乱世里，王亚樵的道路不失为一种选择，他的选择对今天的人类仍然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