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樵片断》中，他说：
尹奉吉、安昌杰、金天山3人完成任务后，王亚樵又送去4万元慰劳。并由洪耀斗、余立奎在法租界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庄顺里购得公道印书社全部机器以及该社的一切权利，送给安昌浩，以便安排韩国流亡在上海的部分人员的职业。以后，公道印书社的大部分业务是代**印书籍，曾被法租界巡捕房发觉，把公道印书社查封，并带走两个工人。王亚樵知道此事后，派余立奎和陈群找杜月笙，说明公道印书社是王亚樵办的，后由杜月笙出面，向法院和巡捕房疏通后，在第二天法院开庭，将两名被押工人当庭开释，并通知巡捕房，公道印书社立即启封。以后公道印书社仍照常营业。
经费来源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陈铭枢筹集一部分经费；二是经朱子桥、褚辅成、李次山同意，从经委会捐款中拨一部分经费；三是事情发生后，蒋介石知道是王亚樵派人干的，蒋也赞成此事，所以，派胡抱一送4万元到上海交给王亚樵。胡抱一交款后，要王亚樵给蒋介石写封回信，王不愿意。胡说：“九哥，你这样做使我回去不好交代。”在“九一八”事变前，胡抱一是王亚樵与西南反蒋派联系的代表。事变之后，胡被胡宗南、戴笠拉到军统里，在“一 二八”时期，胡抱一任上海军统特务处处长。
虹口公园炸弹案之后，日军大肆搜捕韩国人，安昌浩、金永铎、金澈等领导人相继被捕。日军还悬赏60万元，追捕金九。而金九则在王亚樵和褚辅成 等人的安排下，化装逃出，在嘉兴梅湾街76号陈公馆、海盐载青别墅等地避难。
尹奉吉被捕后，日本人兽性大发作，对其百般摧残，万般折磨，但他宁死不屈，没有出卖任何同志。5月25日，尹奉吉被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判处死刑；11月18日，由日军重兵秘密押送日本；12月19日上午7时40分，在日本石川县三小牛陆军工兵作业厂，尹奉吉身中26弹，壮烈殉国。在走到生命终点前一天，他用变形的手掌，艰难地握住半截铅笔，留下了最后的心声：
我的死，若有助于祖国光复大业，将是莫大的喜悦。敬爱的白凡先生会寻找到第二个安重根，第二个第三个尹奉吉接过火炬，希望他老人家平平安安继续奋战。
尹奉吉牺牲后，连日本人都为他的英勇无畏所感动，在他的坟前树立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尹奉吉义士暗葬之迹”。
日本投降后，韩国光复。1945年11月5日，金九等29人乘坐飞机自重庆经上海返回，受到韩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登机前，他对送行的中国友人说：“余居贵国二三十年，无异自己家乡。余今而离去，不胜眷恋之情。”
1946年6月15日，尹奉吉义士的遗骨被迎回韩国釜山，百姓身穿素服，夹道鞠躬。身为总理的金九亲自来到国葬现场，双手搂着棺椁，放声痛哭。1949年4月29日，故乡礼山郡为尹奉吉树立纪念碑；6月26日12时36分，在汉城京桥庄寓所，74岁的金九被支持李承晚的极右主义者、陆军少尉安斗熙暗杀身亡；7月5日，韩国政府举行国葬，将金九先生也安葬在孝昌陵园，与尹奉吉墓并排而立，实现了两位英雄“日后黄泉之下再见”的盟约。1962年3月1日，两人双双荣获大韩国民政府授予的“建国功劳勋章”。从1972年开始，礼山郡在每年的4月29日，举办“梅轩文化节”，以纪念自己的优秀儿女。
与尹奉吉的荣耀相比，王亚樵的“待遇”的确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