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新的观念，中国立国五千年，就是靠的人多，忽然间有人喊曰：“人多不行啦，应该节育啦。”除了吓一跳外，还一下子失去重心，站也站不稳，坐也坐不住，而且疑心生暗鬼，总以为有人要暗下毒手。好像清王朝未年，忽然间把科举取消，改成了洋学堂一样，简直全国哗然——一方面固然敲碎了很多人吃饭的家伙，一方面也是对洋学堂陌生。而人类有通病，对于陌生的，多半是恐惧的也。
农业社会，劳力就是资本，没有那么多人，就种不了那么多田。春秋战国时的齐国，本来是姜子牙先生后代当田王的。到了后来，出了一位姓田的，把姓姜的一脚踢下宝座，由他坐了上去。可是姓田的人数太少，似乎不太安全，他阁下乃生出一个妙法，那就是娶妻如云，然后侧门大开，以广招徕，不管该野男人是谁，反正生了男孩，他都姓田。这就是“人多势众”的精义，五千年来，深入人心。
所以有些人忽然间听说提倡节育啦，直觉地就会不是滋味；因为不是滋味，坐在椅子上精神恍惚，自然觉得非努力反对，不足以心安理得。呜呼天说唐柳宗元著。称：“上而玄者，世谓之天；浑然而中，任何一个进步的观念和进步的措施，铁定地会受到顽强而夹缠的反对。废掉科举，有人反对。不准女人缠脚，有人反对。剪掉辫子，有人反对。改用阳历，有人反对。用白话文，有人反对。用标点符号，有人反对。（台湾光复之初，有一位反对标点符号的朋友，当过嘉义中学堂校长，现在在教育厅当官，他说，标点符号好像一脸麻子，难看得要死。）于是，谈到节育，不用打听，也一定有人反对。
我想，反对社会进步的一些言论，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只诉诸直觉的感情，只诉诸非专家的权威；满篇累牍，除了恐吓，就是煽动，全盘论据好像一篇向治安机关打的小报告，而不像一篇学术上辩难的理论。我们且抄抄三位反对节育的立法委员的言论，作为例证。
第一位是廖维藩先生，他阁下于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向行政院提出书面质询，全文如下（读者老爷一定要看完全文，才够朋友）——该质询的大字标题曰：“为纽约肯尼博士伙同我国一二不肖之徒，在台湾省境内，推行全省“生育年龄”之妇女少女，皆装置‘乐普’节育器具，以断绝其生育，不啻亡人国灭人种，殊属危害中华民族，应迅速抢救，事机迫切，特向行政院提出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