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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书》 译者的话

真不讲究战略战术就自然会取得胜利的话,那么周武王为什么还要用姜大公的计划谋略呢?而且在牧野之战中,武王率仁义之师还要经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战斗,然后才能获胜而停止战争,这里如果用的不是正确的战略战术,又是什么呢?

    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惊世骇俗的言论,为世俗之儒者所断不敢言。其他像《心术篇》中提出,“只有正义才可以激发士兵,士兵出于正义而发怒,就可以百战不殆。”因而要想让士兵保持不懈的斗志,就应当使他们在胸中经常聚积着对敌人的愤怒,这就是黄帝所以七十战而士兵仍不厌倦的原因。

    在:《孙武篇》中,他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出发,将孙武与吴起作了比较,指出:孙武的书“语言精炼而意思详尽”,天下所有的兵法理论都可在其中找到本源,但他带兵打仗却不能每战必胜,甚至最后遭到了失败的结局;而吴起的书虽然还不及孙武,但他却是一位常胜将军,所到之处都能取得成功。所以说书上的理论是不能完全相信的;更何况那些只会背诵《孙子兵法》教条的人,怎么可以让他们来带兵打仗呢?

    又如,他在《六国篇》中说,“六国的灭亡。不是因为军队不强、作战失利,弊病在于拿土地贿赂秦国。贿赂秦国,自己的力量就会削弱,这是一条亡国的道路。”“奉送给秦国的土地越多,他对你的侵略就越厉害。”又说:“假使以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却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这就比当年的六国又差得更远了。”在《项籍篇》中说:“项籍有夺取天下的才能,而没有夺取天下的谋略;曹操有夺取天下的谋略,而没有夺取天下的度量;刘备有夺取天下的度量,而没有夺取天下的才能。”又说:“我从钜鹿之战中就看出项籍的谋略缺乏远见,度量不够宽大,未曾不对他很晚才死在垓下感到奇怪。”“诸葛亮放弃荆州到西蜀去,从这个行动看,我就知道他不可能统一天下。”等等。

    像这些观点,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来看,确实是“标新立异”的思想。如果当政者能够认真对待,就会有振聋发喷之效,收大开茅塞之功。但当时的现实却是理学方兴、政治保守、对敌妥协、但求苟安。在这样的环境中,苏洵的这种带有离经叛道色彩的思想,是不可能得到统治者青睐的,何况他有些文章确有借题发挥、以古喻今、指桑骂槐的嫌疑呢!所以,苏洵一生不得志,以势而论,也在必然之中,仅就《权书》来看,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此外,像《法制》《强弱》《攻守》等篇对具体战略战术的论述,其中有许多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有价值的见解,应为学习、研究兵法和谋略的人所重视。

    苏洵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欧阳修将他比做荀子,张方平则将他比做贾谊,评价极高。其文不重雕饰、风格朴实、语言简劲、内容丰盈、议论纵横、气势磅礴;其中有些名篇,如《权书》中的《六国》等,堪称千古文章

    之楷模,由宋以后,为历代文人学士所传诵,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苏洵的著作包括《权书》在内,也是应当珍视的宝贵文化遗产。《权书》向无单行本;苏洵的一生著述,大多收集在《嘉祐集》中,《权书》即其中之一种。关于《嘉祐集》,宋时已有不同版本。曾巩作《苏洵墓志》说有集二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都说有集十五卷,徐乾学家传是楼藏本十五卷。

    曾巩、晁公武、陈振孙所说的本子今不可见。《四库全书》集部所录《嘉祐集》十六卷,是以徐氏本为主,以清康熙年间苏州邵仁泓翻刻本十六卷互相参订,正其伪脱而成;又附录二卷为沈斐所辑(《四库全书》经部录《苏评隈子》,二卷,属后人伪托:史部录《谥法》四卷,为苏洵所著)。此外,今天所能看到的《嘉祐集》,除了徐氏本和邵氏本之外,尚有明嘉靖壬辰刊本十五卷,凌蒙初刊朱墨本十三卷,清康熙年间蔡示英刊本十六卷、附录二卷,道光年间眉州三苏祠刻本二十卷。以上各本中均有《权书》。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误译之处一定不少,恳希海内外方家学者批评指正。

    (山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