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她的“大拆改”、“大搬家”、“大添加”的红学理论。
本书意在抉示这位间世而出的奇女异才的红学特点，可以予人以启发，而不是要进行极为繁细的专门性学术讨论。那将纠缠万言，未必能说明问题之一二，读者也不会欢迎那种“文章”，故在这一方面概从简略。
回首自有“红学”以来,我是第一个确认“三真本”、创立“大汇校”思路、计划的开路人，但那是1947年—1948年的事，当时是西语系学生，正作论文，只有课余一点时间，匆匆草创，提出一系列基本概念，发现重大问题，但毕竟条件太有限了，如何能与后来张女士的那样诸般具备、精思力作之可比？这也就是我不拟与她过细商量的原因之一端。
张爱玲并不了解我的任何具体情况，有些话不与我相干，我毫无“计较”之意。所憾者，我行年87岁了，目坏接近失明，在版本研究上，只有1985年的《石头记鉴真》，至今又已20年，也成了“历史性”的书，再想有所作为，力不从心了。这本小书寄意遣怀，向同道者寻求“对话”、“共识”、互谅互解，而无意把重点放在分歧争议上。我想，仁人志士，当鉴此情。
诗曰：
悼念才人才最难，万言能有几言安？
张长李短皆无谓，同为芹溪护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