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这个观念，别的都在“革”掉之列。那么，这种“革命”由学者教授去领导、实践好？还是由大作家担任好？
无疑，应属后者，而由张爱玲这样的作家来实现“红学革命”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然而不知缘何，让人奇怪的是她偏偏做了“考证派”，即“革命”的对象！
这个事例十分耐人寻味。
张爱玲在香港生活，后转美国，她应早已闻知那个在香港首倡的“红学革命”了；可惜她没有认识这条新道路。
她的“考证”可谓变本加厉，细腻之极——也繁琐之甚了！
我并不喜欢她的“考证走向”。我佩服她治学的精神态度，专诚挚切，以全身投入，因而多有创获，为人所不能见，不能道。佩服是一回事，不喜其“走向”是一回事。
如果承认一部伟大作品须有一个大家基本共识可读的文本，那么这个文本即应视为艺术既定型体，而不再是逐步制作、修改、打磨、润色的“历程”，即片段的积累组织的“工序”状况。无奈，张女士给人留下的主要印象，却正是那些“工序”中的片段之如何组缀，如何改动，如何“补苴”……。
曹雪芹的《红楼梦》，魅力由哪儿产生？绝不会是那么琐琐碎碎的“部件”“榫卯”的材料和工技的事情。而张爱玲投入最多的似乎恰恰以此为“用武之地”了。
对此，我是惋惜而感叹的。
诗曰：
尽如己意世间难，何必吹求仁厚宽。
敬佩心情兼叹惜，通达理会味悲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