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搬家”论点，帮忙支离的那几条（而且加上误读和错觉）。至于脂砚的大量重要见解，尤其艺术审美的流露，文心匠意的指点，似乎都不在张爱玲的兴趣之内。
这很奇怪。因为她自幼酷爱各种艺术，而且精通熟悉。她对脂砚的“画论”——以画法比喻雪芹的笔法名目甚多，又如“伏线千里”的极大特点与重要作用，她也未曾充分研讨——似乎感觉上并不那么敏锐。
这都与她的天赋才能不太符合。
复次，我对张爱玲的“古文”（即中国古代语文、文学，包括诸般文赋、诗、词、曲等不同文体）造诣毕竟如何？未曾得见，无从评判。她虽说过，自己“受古文的毒太深”，行文之时省一个字也是好的。若从这句话看，其领会感受甚深，恐怕胜过一力主张“白话化”的那些先生。
“词寡而理长，语近而意远”，这是中华传统语文的一大特色与优长，而一味只懂“白话”的人是体会不到的，没法“对话”与“共识”。读《红楼梦》而不精通所谓的“古文”，以西方的语文标准来绳量曹雪芹的文笔手法，词语铸造，就会南辕北辙。可惜，张爱玲在版本研究上，只注意“老、嫽、姥”和“旷、（彳狂，一个字）、逛”等用字异写的稿本早晚先后，却不讲哪个本子的文字风格是接近雪芹真笔，或哪些片段是后人添加的。
在这些方面，她表现得不充分，不完足，甚至显得轻率与盲从（别人）。
然而，“新红学”已历百年了。百年之间“红学家”如过江之鲫，却极少女性真学者。在我心目中，只能仍推张爱玲为个中佼佼，超迈等伦。这就倍觉此人之可贵，多作苛求，即不公允了。
诗曰：
百年多少自称家，学识如何有等差。
若论女流真拔萃，爱玲才器冠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