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议张爱玲的红学，我原无资格，只因有感于异才奇女之难逢，赞芹斥高之强烈，方使我深叹机缘不再，晤语无从，遂以文字，纸上琢磨。
当然，这是我一己方面的感慨。至于她，假若我于1986年—1987年在美时真地寻到了她而登门求教，是否能接待我？若接待了，又是若何？“久逢知己”乎？“话不投机”乎？
我颇自觉，怕是后者的可能性大。
这是因为，她原不知我为何如人，想象我是一个“阶级斗争论者”。
即使不然，她把她的“大拆改”，“大搬家”与一整套理论向我倾注时，我怎么办？唯唯诺诺，学品何在？争执论辩，礼貌岂宜？这就难了。
也许，最愉快的（假想）场面，是我们只谈狗尾续貂，不涉其他，于是抵掌击节，眉飞色舞……，此所谓高山流水，相视会心。至难得之乐也。
假想理归是个假想。不管怎样，事实已把她与我划在一个“营垒”中，此营垒的使命便是反高卫曹，旗帜鲜明，只要这样，我欣然意足，天复何憾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