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投非信任票，因为克林顿政府不同意用联邦资金为瘾君子支付安全的针头。
凯文·德考克是世界卫生组织HIV/AIDS部的主任，他称，“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说，克林顿任职的这些年里，在AIDS的科学研究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克林顿总统和国会仅拨出一亿五千万美元来应对非洲艾滋病危机。 理查德·马灵克当时每年都要在非洲待半年时间，当他对卸任后的克林顿说他本可以做得更多时，克林顿并没有引咎自责，而是指责共和党国会：“我们试图增加资金，但不是被否决，就是要消减一些钱。” 克林顿健康和人类服务中心主任唐娜·夏拉拉支持克林顿——这并不奇怪——她反对由他们这届政府来承担应对最早在1981年里根政府早期发现的疾病的责任。“他至少拯救了上千名美国人”，她说，“我们无法让国会来关注那些国际问题。”
其他一些为克林顿工作过的人也为他辩护。他在第一任期内的国家安全顾问托尼·雷克在声援他的前老板时说：“当克林顿总统第一次说HIV/AIDS将成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时，就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雷克的继任者桑迪·伯格同意说，上面那样的联系说法是重要的，但是他承认说：“我觉得我们做得不够，因此我觉得这将给他动力。”
克林顿也被女儿对自己的批评所感动。埃里克·古斯比（泛大陆全球艾滋病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曾在克林顿政府以及健康和人类服务中心指导制定艾滋病政策。）回忆说，他第一次听到总统表达“某种遗憾”是在切尔西正在牛津撰写关于HIV/AIDS的毕业论文时。克林顿让古斯比来帮助一下这位第一女儿，为她找一些可能提供她需要的数据的网站。她的论文，古斯比回忆道，“对他父亲的做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这些批评更多针对的是治疗，而不是预防。这在那时引起了克林顿的反省，好像就在走廊里，‘是的，你知道，她是对的。我真的应该做得更多一些。’” 他在卸任后承认，这么长时间他一直保护那些大制药公司的专利，致使世界上贫穷的人们无法买到比较便宜的非专利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