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到次年（1922）春天才放洋，其中有闻一多、罗隆基等。我们的一班则全体未考，因此全体被罚迟一年，即1923年才许出洋。但到了1922年暑假前，同班中人也分裂成两派，一部分，五十多人，反悔了，出具了悔过书，只有八个人甘愿受罚，没有写悔过书，我是其中的一个。但结果是全体同船出了洋，因为当时的校长曹云祥怕事，怕八个人留在后面麻烦，干脆一起送了出去。当时我们八个人也没有拒绝：有得出洋，总是好的，无须悔过，一样出洋，岂不更好！出洋的“终身大事”，到此算如愿以偿。
文中提到的“罢课罢考的事”，是指1921年6月，李大钊领导“八校教职员索薪团”罢教索薪，清华学生出于义愤，举行“同情罢考”。潘光旦所在班级最为坚决，学校当局给予“留级一年”的处罚，后来又要求罢考学生必须写“悔过书”才能出洋。
闻一多和罗隆基、吴泽霖、高镜莹四人发表《取消留级部令之研究》 予以反击，指出外交部“污辱（学生）人格”、“捏造罪名”，是“滑头手段”、“威压政策”，并说学生的同情罢考是“主动的”、“光明正大”的行动，无过可悔，更无“束身自爱”、“以观后效”的必要。这篇文章说：
我们现在对于此次取消留级底部令，稍微有点意见，愿同诸君商榷之。我们身为大二级友，对于这个问题所讲的话，本难发生效力，就是本日敝级已经通过不早放洋，不承受“三条件”（即便给我们，我们也不要）等议案，我们的地位，仍是不便讲话。不过我们看见部令时，我们的良心便吩咐我们非讲不可。从前当局曾经屡次说过，对于这件事的办法，总要“双方过得去”。如今根据这个部令看来。他们过去了，我们可太过不去！兹将何以过不去的四端，分别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