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危机中寻找转机（13）
东莞现有的基础是一万多家靠贴牌生产为主的加工贸易企业，民营经济主要集中在酒店、房地产等第三产业，上市公司也不多。东莞在面临双边缘化困境，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带来了东莞庞大的人口，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管理问题和环境压力。市委书记刘志庚说，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就是产业升级。进入本世纪，东莞模式正在逼向极限，土地、电力等资源日渐匮乏，原材料、劳动力价格迅速上涨，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
有研究者做过计算，结论是东莞的产业属于“劳动低生产性”，例证是“2004年温州第二产业人均GDP产出为36742元，而东莞为18332元，仅相当于温州的一半，这意味着产出同样数量的GDP，东莞必须投入比温州多一倍的劳动力”。“劳动密集程度更高，因为劳动生产性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的上升空间极有限。东莞模式要实现持续增长需要新增劳动力供给的不断补充，而这些劳动力的工资还必须要控制在一定水平之内”。
在这一系列的压力之下，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否真的是那最后一根稻草？ 2007年底东莞各地工人罢工事件频出，有时一天同时有三四起。起因并非都是新法，而是自从2004年的“民工荒”后，打工者们的议价能力普遍提升，新法的出现，目前对企业主的影响明显大于劳动者。
2007年底，东莞东城区一家4000人的台资鞋厂宣布倒闭，为工人们发放了4000多万元的遣散费。
东莞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评价，
“这是有良心的。没有良心的，本来财务就不健全，利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