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环境在企业家群体逐渐被理论界和舆论界一些人妖魔化的过程中，悄然开始恶化，成为不少企业家倒霉的背景因素。公共舆论时代到来了，民意与舆论、舆论与政策、政策与国家走向、国家走向与企业经营大气候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愈来愈紧密。面对这种新时代，中国企业家似乎还没有醒过来，还很不适应。
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不公正的游戏规则最容易诱发民意，民意从一个个倒下的企业家案例中找到了最好的宣泄口。从民意的角度出发，权力介入市场不仅拥有了更合理的借口，还使市场文化成为最大的替罪羊。”
黄光裕在很多人感官里，一直有霸道狂妄的感觉。对于外界斥之为“黑社会老大”、“价格屠夫”之类的“恶名”，他一直怀着强烈不满的情绪，一副“我是老大我怕谁”的架式。而在他此次被拘查后，各种负面报道铺天盖地而来，也引发了新的一轮对民营企业家原罪的讨伐声浪。而这种不太理智的滔滔“民意”，对政法机关查办他现罪时无疑起到了极大的不利作用。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顾雏军便是“淹死”在因为他剑拔弩张的个性惹来的唾沫之中。
第二个是对企业家现罪的追究扩大化。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动不动进行所谓的“严打”。一个企业家的倒掉，和一个官员的倒掉，社会承担的后果是不一样的。中国不缺少官员，但缺乏好的企业家。行业的领军人物的倒掉，如果导致企业的发展出现巨大的挫折，那么这种失败导致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实际。
第三个是在追究的过程中忽略了程序的合法性、正义性和必要的信息透明度。学者丁学良提出了自己的担心，认为民营企业一旦出事，便容易进入一个不透明、不独立、很容易**纵的不公平的司法程序，处罚可重可轻，也可以轻易躲避处罚。
2008年11月25日，《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黄光裕事件成真相黑洞 媒体求证遭各方拒绝》的评论文章。文章称，“近年来，类似事情屡次上演，当一个涉及公众利益的人物传出被调查、被拘留、被逮捕等消息时，媒体在求证中总是遭遇拒绝，那么，对类似的情况，媒体究竟该到哪里去核实？媒体是否有权利进行求证？相关单位是否有责任及时公开信息？记者专门采访了法律专家，专家明确答复：是否被拘留并非机密，办案机关有责任对媒体据实以告；而上市公司更是有义务及时、详细、准确、全面地公开一切可能影响股价走向的信息，否则要承担赔偿责任。”
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曾提出一个流言传播公式：公众认为信息越重要，同时信息越模夯清，流言传播得就越快。“黄光裕被拘查”的流言正循着这条公式一路走来，几乎每一次关于“黄光裕案”的最新进展，都引来无数关注的目光，因为“首富”、“官员”这些词语一旦插上信息模糊的翅膀，就会极大催化想象力荷尔蒙的喷涌。
从新闻学的角度看，黄光裕当下为中国首富，自然不是平凡人，而传闻其被警方调查，更是不平凡人的不平凡事，因而具有足够的新闻效应。无论从股民利益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媒体发布信息的准确度考虑，有关方面都不该对黄光裕被查或是被拘传闻遮遮掩掩，使得黄光裕事间得神秘无比。这样，既不符合信息公开的原则，同时也极易造成相关股民的不当恐慌。”
笔者主张：属于现罪的，那就交给法院清清楚楚地审理；属于原罪的，不妨交给历史混混沌沌地稀释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