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史上一个必不可缺的理论环节，这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理论价值所在。这可以借用任继愈的说法来说明这一点：如果说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体系致力于综合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代表了玄学思潮的正题，那么阮籍、嵇康的自然论以及裴頠的崇有论则是作为反题而出现的。阮籍、嵇康强调本体，崇尚自然，裴危页则相反，强调现象，重视名教，他们从不同的侧面破坏了王弼的贵无论的哲学体系，促使它解体，但却围绕着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这个核心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郭象的独化论是玄学的合题。??--《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180 页有一点还需要强调指出：阮籍、嵇康的自然论哲学作为王弼贵无论哲学的"反题"，并不限于在逻辑上前者是对后者的否定，即由自然与名教的对立代替了自然与名教的综合，而且也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否定。在王弼那里，自然与名教之辨主要是在自然之则与政治或伦理之序这一社会层面上而展开论证，其理想人格是内圣（道家）与外王（儒家）的合一。
到了阮籍、嵇康那里，玄学发展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即由对外在政治治乱和伦理秩序的关注转向了对自我的内在生命或精神的关注，自然与名教之辨转换为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或个性与社会关系之辨，理想人格成为超越现实的纯自然人格。与正始哲学本质上属于政治哲学不问，自然论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是对个体自我的生命意义所作的新的探求。因此，阮籍、嵇康的哲学作为玄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其理论价值不仅仅体现逻辑上，而且也体现在思想内容上。这大概即是任继愈所说的"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的具体含义。
（三）思想解放的作用
承认玄学的思想解放作用，这不是笔者的独见和创新之说。随着近代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的发展，早就有人指明了这一点。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更有不少人重新肯定了玄学的这种作用。所谓思想解放，大概是指对传统的学术、思想和礼俗条框的冲决和破坏，同时也表现为新的文化、思想与新的观念体系的确定。也许阮籍在哲学理论方面的创新之功并不显得怎么特别突出，但是他对旧事物的破坏作用，似乎当时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我们上面说，阮籍在倡导和推动庄学的发展方面有不可抹煞的功绩，这一事实的本身就含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对于巩固和确定新兴地主阶段的统治，维护中央集权制和国家的统一无疑起着积极的政治作用。可是与此同时，这种文化**主义的政策带来的是先秦百家争鸣局面的消失，学术、思想领域内不可避免的僵化，对于思想发展的窒息和扼杀。王弼以老入儒，以老解经，突破了汉代经学的藩篱，无异于给抱残守闷的传统经学带来一股春风，这应该视为是一场从汉代经学的繁琐学风和家传师承的学术方法中解放出来的思想运动。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王弼的开创之功是巨大的。但是，王弼的思想并不直接表现为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完全对立，他依然承认儒家思想的崇高地位，奉儒家的圣人为理想的人格，并以调和儒道关系作为理论目标。而阮籍则完全突破了儒家所设定的思想范围，表现为对传统儒家统治意识的否定。例如：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他公开斥责君臣上下之分、尊卑贵贱之别是不合理的，"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视名教纲常制度力维护君主一私之利，束缚、欺压民众的工具。他设计了一个"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理想社会，以理想的合理性否定现实的不合理性。东晋时期鲍敬言著《无君论》，对君主**制度的罪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①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阮籍的直接影响。魏晋士人这种异乎寻常的大胆言论或思想，尽管带有激愤与空想的性质，但其思想解放之程度，不能不使人感到膛目结舌。
在道德意识的层面上，阮籍公开排圣贤、非礼法，把儒者所崇尚的礼制直斥之为"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讥礼法之士为处在裤裆中的虱子，热切地要求摆脱伦理道德的虚伪形式，实现人类自然本性的复归。其思想之大胆，在中国历史上是甚为少见的。
阮籍设计了"至人"或"大人先生"这样一个"无宅"、"无主"、"无事"的理想人格，视外物无分文价值，"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这种玄远、自然、做眼万物的自由人格，与士君子"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真，手执圭壁，足履绳墨"（《大人先生传》）那种卑污龌龊的世俗人格相比，可谓有天壤的差别。读阮籍文真使人有一种超凡脱俗、飘然尘外、荡涤污秽的解放之感。
在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的层面，阮籍那种不拘礼教的旷达，纵情饮酒的豪放，轻世做物的神韵，更是震撼人心，令人叹为观止。名教礼法，世俗成规，被阮籍破坏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一种思想解放的形式。
诸如此类，不一而是。
从中国思想发展史看，玄学，特别是阮籍、嵇康等人的玄学哲学，可以说是人的一次重新发现。人之所以为人，或说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① 《无君论》原文已佚，其内容详见葛洪《抱补子·诘鲍篇》。
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人类在把自我与对象区分开来的同时，就意味人类所特有的自我意识的形成，标志着人的自觉或人的本质的自我发现。中国先秦哲学，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以理论形式的初步确证。这种人的自我意识，应该包括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真正的、完美的自我意识，应该是这两个层面的有机统一。如果说，先秦儒家在社会层面上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识，那么，与之相对立的道家学派则在个体层面上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识。但是，由于汉代儒学的独尊，人的社会层面上的自我意识片面地凸现出来，人变成了单纯的社会性动物和执行某种政治伦理目的的工具，而人的个性却完全丧失了。
到了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盛，一些玄学思想家，特别是以阮籍、榆康为代表的一派玄学家，他们借助于先秦道家的思想形式，重新肯定了个体层面上的人的自我意识，找到了久己失落的个性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不认为，阮籍、嵇康所高扬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本质上所显示的是一场个性解放运动。如果说，王弼哲学的思想解放价值主要体现在学风或学术及思想方法一面，那么，阮籍、嵇康哲学的思想解放价值则主要体现在人的内在精神一面，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也是阮籍、嵇康哲学的独特价值所在。
但也应刻看到，阮籍的思想和生活态度也有极为消极的一面。他片面地强调人的个性，而忽视了人在社会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他的虚无主义理论和不关实事的清谈，当然有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表现了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和不为世利的高尚人格。但是，这种思想外化为一种行为，做官而下关心自己的职责，饮酒终日，无所事事，一味追求逍遥纵放，却是丧失了士人所应有的参与社会的职责。在阮籍等人的影响下，从两晋伊始乃至南北朝终，在几百年期间，朝野内外，君臣上下，许多人以玄远旷达为幌子，为自己的生活腐化、道德败坏的行为辩护，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尽管阮籍是"有疾而为"，不得已而为之，但无论就其思想、行为的本身，还是就其对后世影响，其后果只能是社会组织的涣散，社会整体的解体，社会生活的动荡。
前人指责"清谈误国"的说法固然难免偏颇，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包括阮籍在内的玄学哲学，作为立国之道，作为治国安邦的学说，是很难行得通的，是没有实效的。①历史事实证明，人的真正的自我意识应该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双方统一，真正的思想解放在于把个体与群体两方面自觉地结合起来。阮籍思想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只要一面，而否定另一面。
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在某一个人身上也往往如此。阮籍当然也不能例外。无论从他的思想、行为或人格的自身，还是从他对于当世和后世的实际影响，都可以发现这种双重性的特征。唐代刘禹锡诗云："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今人研究古人，就是要在批判和揭示他的历史局限的同时，从中筛选中真善美的东西，以锻炼我们的思维，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净化我们的灵魂，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培养我们的高尚情操。如果说研究阮籍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有何现实意义，恐怕也就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