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没有"理想人格"与"外在人格"的冲突。这是他们的人格结构与阮籍、嵇康双重人格结构的不同。
那么，如何认识与评判竹林七贤的现实人格呢？在山涛身上，虽然也有道家思想影响的迹痕，但总体上看，这种人格代表着或反映着儒家思想文化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有着最为普遍或典型的特征。山涛所代表的这类人格的主体奉行"穷居达济"的儒家信条，在险恶的社会环境中能审时度势以决定自己的出处，这既是维护**存在的理想方法，也是其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史书说山涛"有识"，很可能是指此而言。但是，从另一面说，这类人格对现实缺乏一种抗争的精神，这不免令人惋惜。刘伶、阮咸的人格是在现实的高压下，并主要是受道家思想文化的熏陶而发展起来的人格。这类人格的积极意义在于，它表现了对现实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对礼教猛烈的批判精神，因此，它具有独立人格或思想解放的意义。但是，这类人格是通过回避现实的方式实现对现实的反叛的与批判，它的超世态度具有严重的消极意义，此可谓真正的"无用之材"。向秀、王戎的"混世"人格，既缺少山涛的积极用世精神，又缺少刘伶、阮咸那种与现实不合作的精神，它除了以曲折的方式反映着时代的苦难和现实的不合理性有所价值之外，在其他方面似乎是最不足取的。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双重人格，在中国古代士人中间也很有代表性，特别是在社会秩序失控和政治环境失调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类人格主体在风雨如晦的封建**势力的强压下，仍能坚持自己的理想，极力维护自己的独立品格，与不合理的现实作坚韧的抗争，其人格价值是不应当否定的。但是，它的抗争不是通过与现实正面冲突的方式（嵇康的最后结局及行为是个例外），而是通过改变外在人格形象的曲折方式表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这就使得他们的人格令人遗憾地带有软弱的色彩。我们在上章对阮籍的人格已有详尽的分析，所以这里不再多说。总之，这几种不同的人格对现实的不合理性都具有一定的揭示的意义，而且都或强或弱地表现为与现实背离的倾向。但是，他们对现实的背离与揭露都很少发展到与现实激烈抗争的道路上去，事实上容忍了现实不合理性的存在，这是上面几类人格的共同缺陷。人格本质上是一种思想文化现象，它是特定的文化环境的产物。竹林七贤这几种人格，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缺陷。不可否认，中国历史上并不缺乏极力追求真理、理想、正义乃至为之献身的志士仁人，他们作为一种卓特的人格，乃是儒家思想文化中"志于道"这一核心观念的凝淀结果，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但儒家"穷居达济"的思想结构也有严重的缺陷，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与道家的隐世精神相契合，从而构成一种儒道互补的思想文化结构。竹林七贤所代表的人格，就其形成的文化根源说，主要是儒道两种文化交互熏陶与作用的结果。
竹林七贤的人格结构的缺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反映着中国古代以儒道互补为基本格局的思想文化结构的缺陷。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这一缺陷，从阮籍的人格结构中可以得到说明，从竹林七贤中其他人身上也可以得到说明。不过，需要声明的是，上面所说的仅仅限于竹林诸人身上，而且仅仅限于他们的人格结构局面。这一点，想来我们不说也不至于引起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