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阮籍上述著作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思想倾向，只能有两种解释：理论上有欠圆通而造成的思想矛盾；这些著作撰写于不同时期，表现了阮籍思想的演变。过去学术界通常倾向于第一种解释，此说虽亦可说言之成理，但未免过于笼统，有失之于简单化，不大符合实际。根据现存的史料，我们有理由断定，第二种解释接近于历史的真实面貌。
（一）从魏晋之际的政治形势看阮籍思想之分期
《晋书》阮籍本传载："（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政治形势的变化为阮籍思想变化提供了契机。阮籍由"济世"转换为"不与世事"，对政治或现实的这种态度上变化，不能不在思想上有所反映。反过来说，如果当时政治形势及阮籍对之态度有了转变，而他的思想却依然故我，这倒令人难以理解了。
（二）从阮籍自述看其思想之分期
阮籍晚年曾经对自己一生的思想演变轨迹或过程作过总结。我们上章所引用的《咏怀诗》里说：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
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下文口气一转：开轩临四野，登高有所思。
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
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
乃悟羡门子，噭噭今自嗤。何焯在分析这首诗时指出："此言少时敦味诗书，期追颜闵，及见世不可为，乃蔑礼法自废，志在逃死，何暇顾身后荣名哉？因悟安期、羡门亦遭暴秦之代，诡托于神仙耳。"（《义门读书记》）
这说明，阮籍早年崇尚儒家思想，志在用世，后来发生魏晋禅代的政治动乱，由于对现实的失望和深感生命无常，因此采取了蔑弃礼法名教的愤激态度，转到以隐世为旨趣的道家思想轨道上来。阮籍的自述，正与上面所说的政治形势变化及阮籍对世事的态度变化相契合。
上面所举两条，虽然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或者只是一种推测之辞，或者只是指出了阮籍思想演化的一个模糊轮廓，尚不足以说明阮籍思想是如何变化及其变化的具体进程。如果能确定阮籍的著作撰写于不同时期，方能充分地说明问题。能否做到这一点呢？我以为是可能的。
（三）从阮籍著作的撰作时间看其思想之分期
在阮籍的五篇哲学著作中，至少有《乐论》和《大人先生传》可以大体考虑定其撰作时间。如本章前面指出，前者作于正始前期，后者作于竹林时期，同阮籍晚年之作，两论前后相距有十数年之久。这是考察阮籍全部著作年代、思想分期及演化的两个关键性的"支点"。若依此"支点"为据，再加上其他一些史料佐证，另外三篇的撰作时间也可大体确定。下面我们分别予以探讨。1.《乐论》。关于《乐论》的撰作时间，学术界的意见颇不一致。
例如，陈伯君据《三国志·魏志·高贵乡公纪》的记载："甘露元年（256）
夏八月丙辰，帝幸太学，问诸儒??于是复命讲礼记。"疑《乐论》乃阮籍为高贵乡公散骑常侍时奉命讲《礼记》或与诸儒辩论之作①。但《乐论》的思想旨趣显与当时的社会气氛和阮籍的政治态度不合，因此作于此时可能性不大。丁冠之先生对《乐论》撰写的动因和时间作了详尽的考证，其说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现引证其文如下：从时代思潮及《乐论》的内容来看，魏明帝末年是产生《乐论》最适宜的环境，最晚也不晚于正始初年。魏明帝是历史上有名的奢靡之君，耽于音乐，却不知道音乐的教化作用。当时的学者高堂隆、刘劭等或著书立说，或上书劝谏，力陈音乐的教化作用。刘劭著《乐论》十四篇，提倡"制礼作乐，以易风俗"。（《三国志·魏志·刘劭传》）青龙四年（236），魏明帝大治宫殿，西取长安大钟，高堂隆上书力谏，指出大钟为亡国不度之器，应该废止，并引用周景王铸大钟失制和历史上帝王耽于"淫乐"而德衰政亡的教训来警告明帝。明帝不听，认为"兴衰在政，乐何为也？化之不明，岂钟之罪。"①（《三国志·魏志·高堂隆传》）阮籍《乐论》的主旨亦在强调乐的教化作用，反对大钟失制，乐失其序，也引用了周景王的历吏教训，与高堂隆有异曲同工之妙，讨论的问题也完全吻合。??阮籍的《乐论》就是一篇有针对性的针砭时弊的文章，写于魏明帝末年是非常可能的。
--《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二，第105-106 页丁冠之的说法甚有道理。我们所要补充说明的是，《乐论》的成书时间不大可能在明帝生前，在明帝卒后的正始初年的一段时间可能性更大。正像丁冠之先生所说，阮籍撰作《乐论》的直接动因是缘于明帝西取长安大钟。
由明帝取钟，引起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大概先由朝廷开始，后来波及到朝廷之外；先由大钟"违制"进而上升到音乐的起源、本性及其功能一般理论层面，这中间应该有相当一段延续时间，阮籍的《乐论》也应该是这场争论的产物或结果。据此推断，阮籍撰作《乐论》的时间不仅肯定在高堂隆与卞兰的争论之后，而且也当在刘劭的《乐论》撰作之后。刘劭与阮籍相比，不仅年长得多，而且早在建安时期即已进入仕途，历经武、文、明、齐四世。
阮籍在正始三年受蒋济所迫曾一度出仕，但为时很短，与朝廷尚无正式的政治关系。如果说，刘劭的《乐论》属朝廷内部的争论，那么，阮籍的《乐论》则显然属于社会的反响，因此，阮论的撰作时间无论如何不大可能在刘论之前。《三国志·魏志·刘劭传》载，刘劭撰《乐论》成，"未上，会明帝崩"。
① 详见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乐论》一文"按语"。
① 丁冠之认为这段话为明帝所云，可能有误。《高堂隆传》载，明帝西取大钟，高堂隆上表表反对，"是日帝幸上方，隆与卞兰从，帝以隆表授兰，使难隆曰：'兴衰在政，??。'"可知这段后为卞兰所说。
明帝卒于景初三年（239），魏齐王曹芳当年即位，于次年改元正始。考虑到阮系刘论的响应之作，其间应该有个过程，所以阮论之作当在正始年间而晚于刘劭之论，但不能过晚。
检夏侯玄曾撰作《辨乐论》一文，论中指名反驳阮籍《乐论》中"律吕协则阴阳和，声音适则万物类"一类的天人感应的观点，据此可知，其论的撰作时间无疑当在阮籍《乐论》之后。那么，夏侯玄《辨乐论》的撰作在什么时间呢？《三国志·魏志·夏侯玄传》载，夏侯玄于正始初年任散骑常侍，后迁中护军，不久，又"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朔凉诸军事，与曹爽共兴骆谷之役"。"骆谷之役"发生在正始五年。又《三国志·魏志·齐王纪》载，正始五年春二月诏曹爽率众征蜀而兴"骆谷之役"。由于史料欠阙，我们无法确定夏侯玄外任征西将军的时间，但据上面史籍记载，当在"骆谷之役"的前面，很可能在正始四年。夏侯玄在外任一段时间内，军务繁忙，大概是没有时间和兴趣与阮籍打笔墨官司的。正始十年，曹爽被诛后，夏侯玄才调回京师。夏侯玄回到洛阳直至嘉平六年（254）被杀，在这段时间内，由于政治气氛恐怖；他采取了小心谨慎的处世态度。《魏氏春秋》说：夏侯太初见召还洛阳，"内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笔砚"。（《世说新语·方正》注引）夏侯玄之所以"不畜笔砚"，意在避免由文字获罪，因此，其《辨乐论》不大可能作于此时。据上述材料推测，夏侯玄撰作《辨乐论》的时间，最大可能是在出任征西将军之前。
综合上面情况，我们可以大体确定：阮籍撰作《乐论》的时间，其上限在正始元年，下限在正始四五年之间。但考虑到阮籍的《乐论》乃刘劭《乐论》的直接响应之作，于情理推之，其撰作时间不会拖很久，最大可能在正始元年至正始二年之际。
2.《大人先生传》。
根据史籍所载，《大人先生传》的撰作可确定在阮籍访问隐士孙登之后一段时间。《晋书·阮籍传》说：籍尝于苏门山遇孙登，与商略终古及栖神导气之术，登皆不应，籍因长啸而退。至半岭，闻有声若鸾凤之音，响乎岩谷，乃登之啸也。遂归著《大人先生传》。又其他史籍并说，阮籍于苏门山造访孙登之后，即归著《大人先生传》。（出处详见下文）看来，《晋书》的说法是可信的。
但还存在着一个疑问，这就是关于阮籍往访孙登的具体时间，史籍的说法颇不一样。《三国志·魏志·王粲传》和《太平御览》（卷五七一、卷三九二）并引《魏氏春秋》，都说是阮籍"少时"游苏门山而遇孙登。《晋书·孙登传》、《太平御览》（卷三九二）与《艺文类聚》（卷四四）并引《孙登别传》，都说是阮籍在"魏末"或"文帝"（司马昭）时游"汲郡北山"而遇孙登。"苏门山"大概就是"汲郡北山"。看来地点问题不会太大，关键是时间问题。究竟哪一种说法准确呢？审《大人先生传》崇尚庄子之学，追求逍遥与自由，个中充斥着一种超世精神，这与阮籍早年的"济世之志"不合。因此，《大人先生传》不可能是阮籍"少时"所作，而当是阮籍在竹林时期的著作。同时，阮籍往访孙登不大可能两次，此事发生在晚年的可能较大。
《大人先生传》的撰作具体时间，大体可由《晋书·孙登传》敲定：孙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无家属，于郡北山为土窟居之。??文帝闻之，使阮籍往观，既见，与语亦不应。嵇康又从之游三年，问其所图，终不答，康每叹魏正元二年（255），文帝司马昭在司马师卒后继任大将军之职，阮籍任司马昭之从事中郎，后又转任步兵校尉之职，他受命往观孙登应在司马昭执政期间。又嵇康继阮籍之后往访孙登，时在甘露三年（253）①。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阮籍造访孙登，归后著《大人先生传》的时间当在正元二年至甘露三年期间。这一时间，正与《太平御览》和《艺文类聚》所引《孙登别传》的说法相合。刘汝霖先生把《大人先生传》的撰成时间定于甘露二年（257），大概离事实不会相差太远。②3.《通老论》。
以综合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关系为学术及思想特征的《通老论》，它既不可能作于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乐论》之前，也不可能作于把儒道关系和自然与名教关系对立起来的《大人先生传》之时或其后，因为这有背于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依此而言，它最有可能作于《乐论》和《大人先生传》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