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的发展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上面我们叙述了刘知几在史馆的遭遇，揭示他的史志，他的刚烈的个性与史馆无法调和的矛盾，因而毅然决定辞退史职，走自己的路。
这是一条一定要走的路吗？任何人都有自己特殊的情况，特殊的思考，我们也必须就知几特殊的情况和思考，做具体的分析。
知几早在青少年时代就逐步养成了独立思考和爱憎分明的性格，而且非常自负，有时过执己见，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分析知几的学术见解时将会论及。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性格有时会把知几引入孤芳自赏的境地。当他走向社会，这种强烈的个性果然影响着他人生的旅程。《自叙》云："及年以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这就预示了一种信号，知几在处世待人方面势必遇到麻烦。
诚然，知几是是非分明的。在他同知心朋友"言议相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的交往中，相互启发，更提高了他为史学献身的积极性，坚定了为史的宗旨：善恶必书，劝善惩恶。长安二年（702），身为凤阁舍人的刘允济说过"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①的话，实际上亦是刘知几的思想。次年，朱敬则上书请择史官，希望皇上访得良史，"超加美职，使得行其道"，②反映了正直史家的共同心声。同年，知几同礼部尚书郑惟忠有过一次影响深远的关于史才的对话，它同朱氏《请择史官表》可以说异曲同工，足以说明我们的史家共同感受到时代的呼唤和需求了。知几关于史才三长的议论，得到时人的赞许，它表明有关史学理论问题，知几已经有了较深入系统的思考。
也是这年，社会上出现了一件轰动全国的魏元忠案。御史大夫兼知政事太子右庶子魏元忠遭到张昌宗的诬陷，说他欲图谋反，有凤阁舍人张说作证。
情况是这样的：张易之、张昌宗在女皇武则天的偏袒下，竞相豪奢，有恃无恐，横行无阻，权倾朝野，他们趁女皇尚在，图谋除掉隐患，以便保持既得权势，便首先阴谋陷害宰相魏元忠。魏元忠是位忠臣名相，自然是二张控制朝野的障碍。因此他们诬陷元忠与司礼丞高戬潜谋，曾说："主上老矣，吾属当挟太子而令天下"。这编造的谎言，使则天受惑，乃下元忠诏狱，召太子、相王及诸宰相，令昌宗与元忠等殿前参对，反复不决。昌宗又收买凤阁舍人张说出面作证。张说屈服于二张权势，只好违心地答应作证。
在这个关键时刻，凤阁侍郎宋璟担心张说阿意奉承，诬赖好人，便晓以大义："大丈夫当守死善道。"殿中侍御史张廷珪则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起居郎刘知几也说："无污青史，为子孙累。"张说是位饱读诗书、才华横溢的学者，是年只有三十七岁，有着他锦绣的前程，这时宋璟、张廷珪、刘知几等人义正辞严的规劝对他是一次深刻的教育。第二天张说作证说："魏元忠实不反，总是昌宗令臣诬枉耳。"当是时，百寮震惧，后经朱敬则等巧妙周旋，方保全了元忠性命。①。
从知几答郑惟忠史才三长到规劝张说"无污青史"，反映了刘知几以善恶必书、劝善惩恶为重要内容的史学观，以及劝善惩恶的是非观、价值观和① 《唐会要》卷六三《史馆上·修史官》。
② 《新唐书·朱敬则传》。
① 《唐会要》卷六四《史馆杂录下》。
处世为政的正直立场。"无污青史"，这首先是基于一种坚定的认识，善则善，恶则恶，历史自有公论。这也是对一种人生价值的追求，人生在世，坐得要正，站得要稳，给子孙后代留下好影响。这种立场、观点是对优良史学传统的继承，也是刘知几学派的共同特点。
沿着这样的思路，知几提出退出史馆是非常自然的，这不是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是经过深入的思考。
《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杂录下》记载说：景龙二年四月二十日，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令杨再思、兵部侍郎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其后，史官太子中允刘知几以监修者多，甚为国史之弊，于是求罢史职，奏记于萧至忠。
《新唐书·刘知几传》说"时宰相韦巨源、纪处钠、杨再思、宗楚客、萧至忠皆领监修，子玄病长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数责论次无功，又仕偃蹇，乃奏记求罢去。因为至忠言五不可，至忠得书，怅惜不许。"刘知几写给监修国史萧至忠等诸官求退书，概述自己自幼好读史传，年长之后，尤喜博览群史，探讨其渊源流别、优劣得失，从而确定撰著史书的志趣。然而自担任史官以来，"竟不能勒成国典，贻彼后来"，也就是未能满意地完成修史任务，原因何在呢？静言思之，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原因之一：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
此言古代国史，皆出一家，因而立言不朽，今史馆修史，藉以众功，人浮于事，必然观望相延，旷废时日。应该说，这一批评是切中时弊的。这里他古今对比，一个最基本的论点就是史为专家之学，要成一家之言。只有一家之言，才能立言不朽。史馆修史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学术争鸣和发展，限制了史家的独立思考，只能唯统治者意志行事，这一点确实是私修和官修史书的原则区别。至于批评史馆"藉以众功"，这要具体分析。藉以众功，处理得好，便能集思广益，取诸家之长，成书快，质量亦高；处理不好，便矛盾重重，造成内耗。更有甚者，监修大臣嫉贤妒能，信用庸才。
原因之二：前汉郡国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后汉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兰台。由是史官所修，载事为博。爱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编录，唯自询采，而左、右二史，阙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状。求风俗于州郡，视听不该；讨沿革于台阁，簿籍难见。
这一批评便不大准确。史馆修史有时材料缺略，这并非史馆本身带来的。
一般说，在征集资料方面，史馆比私家有较多的方便条件。史馆可以运用国家各种文献档案，政府也运用行政手段，责成有关部门征集史料，并限期送报史馆。唐、五代都订有《诸司应送史馆事例》的规定，据《唐会要》、《五代会要》所记，其搜集史料的范围非常广泛，征集的办法也相当具体。这对提供史料和保证史料的真实程度起了不少作用。自然，搜集史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工作，史官修史，一靠文献档案，二要靠亲自询采，古今是一样的。
原因之三，古时良史，秉直公朝，书法无隐。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门，深居九重，欲人不见。然人多嘴杂，难以保密。史官生怕得罪"权门"、"贵族"，心有顾虑，不敢直言。
原因之四，古人修史，"纂成一家，体统各殊，指归咸别"，是非进退可自作主张，而今史馆，"多取禀监修"，而监修者意见不一，十羊九牧，一国三公，遂使修史者无所适从。
原因之五，既设监局，"宜明立科目，审定区域"，"今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用使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以上五点，除个别论点不甚确切外，大都切中要害，道出了隋唐以来尤其是武后、中宗时期史馆修史的弊端。五条意见，综合看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设馆修史多取禀监修，即是说以长官意志、以最高或直接当权者的利害为标准，从而扼杀了史家的一家之言。其二，设馆修史丢掉了直笔的优良传统。其三，设馆修史责任不专。所有这些，都是对史馆监修制度之腐朽作风的具体揭露，其本质意义乃是对封建王朝史馆监修制度之**主义实质的深刻批判。
唐代史馆修史制度的确立是修史制度官府化的表现，是统治者垄断修史大权以加强思想统治的重要标志。唐代政府控制了修史大权，凡正史或本朝史都由史馆垄断；其次是加强了修史的严格控制，确立了宰相监修和皇帝审正的制度，史学遂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工具。与上述两点相关的，曲笔讳饰成了通病。史官多是帝王权贵的亲信，他们或遵从帝旨，或维护权贵，或徇私舞弊，或尸位素餐，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史学求真的品格遭到无情践踏，史学惩恶劝善、鉴诫垂训的作用堕落为当权统治者辩护的工具。当然，设馆修史是中国历史一个影响深远的制度，它的出现和发展，自有其历史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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