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Hermeneutics）中的文本解释中将一种文本嫁接到另外一种文本上的方法，或者说是这种方法的雏型。嫁接的结果是什么呢？
对戴震本人来说，结出了《方言疏证》之果。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戴震在纪昀等人的举荐下进入四库馆任纂修。这时，戴震取平时所校订的文本，遍核经史诸子的义训资料，及诸家引用《方言》的资料，著《方言疏证》，从而进一步确立了《方言》在语言学史上的权威性地位，而此分写本，是确立这一权威地位的草创之始。《方言疏证》本身在语言科学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的蓝图的制订，有关问题的早期运思，则是肇始于寄居于纪晓岚家中的乾隆二十年（1755 年）。
对他的学生段玉裁来说，戴震的早期分写本是他的巨著《说文解注》的启发性著作。正是前面说及的连顾炎武也读不到《说文》大徐本的种种情形，促使段氏发愤研究《说文》。鉴于李煮本的长期统治地位，他认为“向来治《说文》者多不能通其条贯，考其文理”，即未得许书“以形立训”的要旨。段玉裁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 年）开始编纂长编性质的《说文解字读》，至嘉庆二十年（1815 年）《说文解字注》刊行，前后达四十年之久。戴震的分本写成后，段玉裁曾于乾隆三十四年、三十五年（1769、1770）间借阅，并携至段氏做官处四川省玉屏县。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段玉裁来京，曾在洪榜的寓所中见到戴震，戴震向段玉裁索要此书，并说：“李煮的分韵本《说文》不足贵，目的在于分写《方言》。”可见戴震对李煮书的评价态度及权借此书作《方言》分写本的目的，后来段玉裁回四川，因路远难以邮寄，分写本一直藏在段处。段玉裁回顾借阅分写本时的意图说：“然假此书，未知重《方言》也，乃始将读《说文》耳。”对同一本书的评价和使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来也是可以的。戴震的原意在深究《方言》，段玉裁借以研究《说文》，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客观上都是发展清代的语言科学。段玉裁还回顾分写本对他著《说文注》的启迪说：“今四十余年，于《说文》讨论成书，于《方言》亦窥阃奥，何莫非先生之觉后觉哉？”段玉裁的话，未必是谦虚之词，戴震的文本嫁接所形成的体例和方法，作为清代早期研究《方言》和说文》的草创，对段氏《说文注》体例和方法的形成确实是有启发的。清代语言学著作的体例均有其共性的一面，可统称之为治小学的朴学方法和条例，这主要是指立以字头，继以诠释，傅以古今文献实证，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训诂、校勘等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所有这些，戴震的分写本草创其事，已初露端倪，到段玉裁《说文注》则形成文字学朴学方法体系。经过少年进学、求学江永的蕴蓄积累，《考工记图注》、《诗补传》、《屈原赋注》、《勾股割圆记》等名著的著述成功。戴震就有条件来进一步阐明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问题，作为他的朴学方法论的理论建树，旅京期间的两篇著名论文《与姚孝廉姬传书》（1755 年）和《与方希原书》（1755年），成为戴震思想发展中的界石。此外，同年著述的《与王内翰凤喈书》，也就语言文字阐明了朴学方法问题。戴震的书信中说《尚书》“光被四表”即“横被四表”，就此一字之论的发展过程，戴震强调由博返约，独立思考的重要性，他说：“余独以谓病在后人不能遍观尽识，轻疑前古，不知而作也。”一个字被曲解致误近两千年，确实是惊人的。其教训在于不能用语言文字学之书《尔雅》严加推证之，他说：“虽《孔传》出魏、晋间人手，以仆观此字据依《尔雅》，又密合古人属词之法，非魏、晋间人所能。必袭取师师相传旧解，见其奇古有据，遂不敢易尔。后人不用《尔雅》及古注，殆笑《尔雅》迂远，古注胶滞，如‘光’之训‘充’，兹类实繁。”①魏晋不可信，一定要求之于先秦两汉之真本之本经，方能求得“十分之见”，这就是戴震的朴学主张。他对王鸣盛治学精神的评价和肯定，也是从朴学方法的基本立场出发的。他说：“承示《书·尧典》注，逐条之下，辩正字体字音，悉准乎古。及论列故训，先征《尔雅》，乃后广搜汉儒之说，功勤而益钜，诚学古之津涉也。”①信古而不株守古人，以识力作取舍，方能得其本真。在《与姚孝廉姬传书》和《与方希原书》，乃至《与是仲明书》中，强调的是求“十分之见”的“道”。而《与王鸣盛书》强调的是求语言文字的本真，他说：“自有书契以来，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隶，字画俯仰，寝失本真。”②此处的求真和前论的求“道”是个治学之道的逻辑先后问题，两者密不可分，前者体现“以字（词）通词（辞）”，后者体现“以词（辞）通道”。事实上，戴震把两者看得一样重要。为此，他赞赏王鸣盛求语言文字本真的精神。他说：“六书废弃，经学荒谬，二千年以至今。足下思奋乎二千年之后，好古洞其原，谅不仅市古为也。”《与王鸣盛书》是戴震旅京交游乾嘉学人留下的宝贵文献。它既论述了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还体现了一代学人的学术精神和处世态度。虽地位悬殊，一进士，一县学生，但平等论学，的然可见。戴震的谦逊质朴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博览古籍，遍观尽识，好古疑古，实事求是的态度，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也正是京师诸公能与戴震友善，乐于交游，邀请寄居，折节求教的基本原因。戴震的学术精神和处世态度是一致的，也是前期、后期一以贯之的。他狷介自爱，或许筹思《屈原赋注》而深得屈原“深思高举”的精神，然而他并不自傲而睥睨一世，作为一代学术巨孽，他追求的是高深的知识和合于普遍规律的道理，一句话，他追求的是本真的认识，是真理。以追求本真，追求真理的精神治学、处世、处己，这就是戴震的性格。
旅京期间，由于早期的蕴蓄和学术思想的成熟，实际上形成了戴震前期的第二次著述**。除著名的《考工记图注》、《勾股割圆记》先后定稿付印、《方言一说文》分写本的编撰、书信论学数篇外，还有《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周骸北极漩玑四游解》二篇。可以推证，今本《戴震集》中的一些考据文章极可能是旅京期间的产物，将近两年（1754—1755）的旅京，身处学界，频繁论学、讲学，推求奥旨，切磋衍义，科学的发现是一定不会少的。可以设想，这期间他还在紧张地筹思他的《七经小记》。段玉裁《年谱》曾讲到：“若《尚书今文古文考》、若《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皆癸未（1763）以前、癸酉（1753）、甲戌（1754）以后十年内作也”。段玉裁讲的年限，当然是包括旅京的1754 至1755 年的。事实上，戴震前期的著述和论学，可以旅京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由于结识学界，见识大长而更趋成熟，后阶段学术思想的成熟，使后阶段的著述更自觉地去寻求“十分之见”的道和语言文字之本真。这也告诉我们，戴震进入后期的专致求道也是有其① 《与王内翰凤喈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3 至54 页。① 《与王内翰凤喈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53 页。② 同上，54 页。
③ 同上，54 页。
必然的内在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