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禀古经，以求归至是，符契真源，使见者闻者，洒然回视易听。”④这里说的“至是”亦即戴震的“十分之见”的“极致”。戴震提出的“十分之见”，其实是他个人早年治学的甘苦阅历的结晶。就在给姚鼐的信中，他表达了个人的治学体会：“昔以为直者，今见其曲；昔以为平者，今见其坳”。真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完全道出了笔耕不止的一代学人反复实践，殚思竭虑，一步步向真理逼近的过程。
为求学问的“十分之见”，戴震主张以高尚的学德保证之。他说：“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无憾’。事事不苟，犹未能寡耻辱，念念求无憾，犹未能兔怨尤，此数十年得于行事者。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①为学需解蔽，这就是戴震的结论。这蒙蔽来自两处，一是受别人的蒙蔽，一是自我的盲目性，受自己的蒙蔽。种种蒙蔽中，名利可能成为最大的蒙蔽，受名利的蛊惑，或者攻击他人抬高自己，或附骥他人煊赫一时。有了此类“蔽”，决不能闻道。为学受人受己蒙蔽，还是个识力不足的认识能力问题；追逐名利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就是个品质问题。大凡治学之初，易被人牵着鼻子走，难成定见，一旦初见成效，又极易产生自我盲目性，以为“天下之美尽在己”，从而“以己自蔽”。认识此“两蔽”不易，认识后在行动中去此“两蔽”更为不易，这无疑需要反复的治学实践和长期的学德修养。戴震前期论学强调“闻道”中去其“两蔽”，可谓一代学入兼哲人的自我反思而得出的至理名言。在认识并实行去人蔽的基础上，前期戴震得出了汉儒、宋儒“得失中判”的结论，告诫人们不要让汉儒、宋儒蒙蔽自己，这一观点到了可能是戴震后期著作的《与某书》中进一步发展。在认识去己蔽的基础上，就在这一封给姚鼐的信中，明确表白了自己不愿好为人师的态度，拒绝了姚鼐的从师要求，把师生关系的含意置于严格意义上的古师友同道上。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一。
②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戴震传》。
③ 同上。
④ 余廷灿《戴东原先生事略》。
① 《答郑丈用牧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6 页。
其五，戴震前期论学，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问题，
戴震前期论学，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问题，这是对一代学术畛域的新的建构。《与方希原书》中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然自子长、孟坚、退之、子厚诸君子为之曰：是道也，非艺也。以云道，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诸君子之文，亦恶睹其非艺欤？夫以艺为未，以道为本。诸君子不愿据其末，毕力以求据其本，本既得矣，然后曰：是道也，非艺也。”①戴震这段话，将古今学问分而为三，文章为其中之一，而对文章，不排斥其有道，文章同样是可以载道的。特别象司马迁、班固、韩愈、柳宗元的文章是载道之大本。学问为三，义理居其首，义理之学，研核天下之大道。有了前面所列戴震早期论学的几个要点：以词通道，考证博洽，问学重知和极致之学识、学德，就不难懂得到达“义理”之路。后来，戴的学生段玉裁在《戴东原集序》中补充说道：“始玉裁闻先生之绪论矣，其言曰：‘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玉裁窃以为义理、文章未有不由考核而得者。”还说：“后之儒者，划分义理，考核、文章为三，区别不相通，其所为细已甚焉。”段玉裁的理解不完全符合戴震的原意，段氏主张义理来自考据，文章也由考据而得。这是在清代考据学盛行，而段玉裁又不完全能理解、欣赏戴震哲学思想的情形下所作的一种略有扭曲的看法。如前所述，将戴震关于义理、考据、文章的划分放在他早期论学的系统中考察，方能看出其“闻道”统贯于三者的学理逻辑。关于古今学问三分的思想，古已有之，但如此明确、完整的表达尚属首次，在古代史传中早有所谓儒林、文苑之分，宋代以后更增设了所谓“道学传”。南朝梁萧绎《金楼子·立言》所云“今人之学者有四”，即分为“儒”、“文”、“学”、“笔”。《程氏遗书》卷十八载程颐说：“古之学者一，今之学者三，异端不与焉：一曰文章之学，二曰训诂之学，三曰儒者之学。欲趋道，舍儒者之学不可。”又说：“今之学者有三弊，一溺于文章，二牵于训诂，三惑于异端。苟无此三者，则将何归？必趋于道矣。”程颐完全将学问的三分对立起来，当然是出于理学的考虑。正如戴震所说：“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①相较之下，段玉裁可说是“得其制数”的人，程颐是“失其制数”的人，而戴震则是强调“闻道”。“义理”、“考据”、“文章”的三分及其关联，也是戴震本人强调的“十分之见”的一个样板，这是一个古今学问畛域的宏观范畴，在彼时彼地的时代学术条件下，戴震的三分说较少片面性。
① 《与方希原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9 页。
戴震早期对学问三分及其术语的提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义理、考据、词章的说法至今仍在使用。在当时，戴震的提法问世后，简直成了学界的口头语言，影响所及，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与戴震同时代的刘大櫆（1698—1777）从文章之学本身的要求出发，提出了理学、考据学、经世济民致用之①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9 页。
学，作为文章的内容。此后，姚鼐继方苞（1668—1749）的“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和刘大櫆义理、考据（又称“书卷”）、经济为文章之实等说之后，受戴震、段玉裁的影响，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统一论。姚鼐说：“余尝论学问此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②姚鼐还表彰了王昶丰富的阅历见闻对其义理、考证、文章的帮助，表彰他善于运用独得天厚的条件，且在这三个方面下功夫而获得的极大成功。王昶恰恰是戴震的知交，他在《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中说：“定交之久，与知东原之深，莫如余也。”姚鼐说：“青浦王兰泉先生，其才天与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此善用其天与？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美者矣。”①与此同时，姚鼐还批评乾嘉年间的考据是“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批评言义理者是“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他们的共同毛病是：“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之所以如此，是“其故由于自喜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②。这里，姚鼐批评程朱理学的某一方面的不足，也批评乾嘉的汉学考证，甚至可以说是直接针对戴震的。姚鼐对专宗汉学，崇汉抑宋之风是不满的，认为“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胜于往者为时文之士”③，已不满到将考据学和时文作者同等视之了。这有其一定的片面性，但姚鼐在学问“三分”问题上与戴震是有共识的。在“三分”的术语提法上完全一致，却不取方苞、刘大櫆的提法。对此，曾国藩曾说过：“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道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④除此而外，姚鼐还承认汉学“非无有善”，其“博闻强识”也是有助于学问的，因而主张吸收，以为文章增色。《与陈硕士》说：“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并且还得出了与戴震庶几一致的结论。他说：“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①也就是说，文以载道，方有可能成为“十分之见”的极致之文。所有这些，都可看作戴震首创的“义理、考据、文章”之分在文章学和文艺批评领域内的反响及其新发展。戴震的学问“三分”说影响是极深远的。② 《（述庵文钞）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① 姚鼐《<述庵文钞>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② 同上。
③ 姚鼐《复蒋松如书》。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④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见《曾文正公杂著》，载《曾文正公全集》。① 姚鼐《敦拙堂诗集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