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从乎私己之心生者也。儒者之学，将以解蔽而已矣。??吾之行己，要为引而极之当世与千古而无所增，穷居一室而无所损。”②总之，一切为了求知闻道。第三次会试不第（1769 年）后，应该说心情是抑郁的，但戴震并不拘于功名得失。他在同一年为惠栋的大弟子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作的序中说：“士贵学古治经者，徒以介其名，使通显欤？抑志乎闻道，求不谬于心欤？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③这段文字，表明了戴震在追求名失败后归于古圣贤，“而为斯民道义之心”的心迹，并认为不能“徒以介其名”而求“通显”。可以说这是戴震自述对功名的态度的最重要的文献。当然，余萧客一辈子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与读书把眼睛读瞎了有关），这段文字也有表彰余萧客的意思在内。两者是密切关联的。再则；还应看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参加科举考试，寻求功名是正常的人生道路，甚至可以说是立功、立德、立言 的必由之路。
戴震早年，对先秦经典、诸子百家、汉唐传注、程朱理学，以及明清以来诸哲如方以智、黄宗羲兄弟、顾炎武、胡渭、阎若璩等，无不熟读，这从《经考》和《经考附录》中随时可见。为什么不见读王夫之的记载？那是因此时夫之之学尚未传世①。但这不等于说戴震和王夫之没有思想史上的继承关系。《经考》一书、就是经学考证，书名就能表明戴震的治学方法：考据。今本《戴震集》中有几篇文章是在《经考》和《经考附录》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而形成的。乾隆十八年（1753）《与是仲明论学书》就是一篇。文章提到《经考》：“仆所为《经考》，未尝敢以闻于人，恐闻之而惊顾狂惑者众。”此外，还有二十年（1755）的《与姚孝廉姬传书》和《与方希原书》等。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戴震的前期论学思想，主要有：一是概括了“以词通道”的治学方法，具体表述为：“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②这一治学方法，也是戴震自幼而然的读书方法，故由来已久，但完整地作出这一表述尚属首次，其核心内容是治经必自语言文字之学起，段玉裁说：“此则先生说经传本肇始于小学，而其敏且专可知矣。”③由于这一时期不反宋学，“以词通道”的认识仅是正面立论，作为读书求知、通经获道的基本方法而阐述之，还不具备批判意义。只是到了戴震后期，再次阐述“以词通道”时，才赋予它批判宋儒的意义，那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在给段玉裁的信中再次作了概括：“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② 同上，213 页。
③ 《古经解钩沉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1 页。① 夫之一生除结识当时名流刘继庄（献廷）外，几乎没有一个相识，又不开门讲学，没有门生，故二百多年没有传人，到咸丰同治年间才渐为世人所知。
② 《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3 页。③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5 页。
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①同是“以词通道”，从思想史的发展看，却有正面立论的通经方法和批判武器意义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