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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儿时善疑好问到继承知识主义传统

之学雅学的著作,在研究古汉语词义时,明确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一,见中华书局1954 年单行本25 页至26 页。

    ② 《书朱陆篇后》,见《文史通义校注》,章学诚著,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 年版276 页。

    提出“欲通古义,先通古音”①,“因声求义,知义而得声”②,这些正确的主张,直启戴震学派的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就在这部研究语言文字的著作中,作者记述博闻,考证经典,该书开篇三卷是概论性质的文章,作者迳直地把知识主义作为研究语言文字学的指导思想,而语言文字本身也是一种知识,由系统的知识去理解一切,得出了“古今以智相积”的结论,他说:“古今以智相积??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期间,岂不幸乎?”③象陈第、方以智将语言文字学和哲学相结合的学问途径,都在戴震那里引起强烈反响,得注意的是,方以智,这位明末清初的哲学和语言学的风云人物,出身安徽桐城,是戴震的乡先辈。将语言文字的研究、文献考订等知识主义方法与哲学研究相结合,明季陈确(1604—1677)的《大学辨》是一很有代表性的著作。陈确作“大学辨”,断定“大学非圣经”,而是秦汉以后的作品,其动机在于解决“致良知”与“慎独”说中的理论困难,使文献考订辨伪明确地为哲学解释服务。陈确的做法,等于把宋明理学的内部纷争从义理转化为考据①。后来,戴震早年著《大学》和《中庸》补注,探其古奥义,虽与陈确断《大学》非圣经不同,但期间文献辨证为哲学服务,语言文字考订为新理学服务的学术精神,则殊无二致。清代初年,阎若璩(1636—1704)著《古文尚书疏证》,毛奇龄(1623—1716)著《古文尚书冤词》,尊崇程朱,乃至要增祀羽翼程朱的罗钦顺和高攀龙,罢祀陆九渊、王阳明,他们的做法,都是以语言文字的考证为工具,进而评判前代的哲学争论,做到了所谓“藏理学于经学”(方以智语)。到了顾炎武,曾更为明确地提出一句名言:“理学,经学也。”②开启了清代学术的风气。顾炎武对宋代理学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主张回到本经,求其语言文字的知识解,然后才谈得上汲取经国济世之道③。

    顾炎武的主张,在戴震那里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戴震既讲“问学”,又语“德性”,既讲语言文字的考索,知识的诠释和贯通,又讲道德哲学的建树。后来,戴震曾有一亲笔篆书对联,联文云:“论古姑舒秦以下,游心独在物之初。”署名“海阳戴震”①。上联是说,论述上古且将伸展到秦代以后,下联是说,运思执着在有物之初始。以“独在”对“姑舒”,更可看出他的唯物主义的新理学信念,上下联珠联壁合而言博物求知,往征上古,陶铸神思,仅在唯物。这一对联,尽宣其经学考据、文字训释为其方法途径,而哲学思考为其内容实质的思路,做到了“治学”和“闻道”的一致。

    ② 同上书卷六《释诂》。

    ③ 同①。

    ① 参见《大学辨》、《答查石丈书》等文。载《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 年版。② 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

    ③ 参见《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四和《日知录》卷七《予一以贯之》条等论述。

    ① 原联为吴兴蒋孟苹藏,见载1935 年12 月版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联文中“姑”为“且”、“将”义,“舒”为“伸展”义。海阳为休宁古称,休宁在歙县西,汉时为歙县地,三国孙权分置黎阳、休阳二县,后避景帝孙休讳,改休阳为海阳,隋开皇十八年改称休宁。

    正是中国文化中知识论传统的影响,经宋元明清七百余年间知识主义和反知识主义间的较量而最终形成的雍乾年间的学术风尚,特别是徽歙地区一贯存在的重视知识,质朴求学,讲究根抵功夫的风气,使青少年时代的戴震① 方以智《通雅》卷首一《音义杂论》。一进学就沐浴在渴求知识的氛围中②。聪明颖悟的戴震,很快就找到了由语言文字的意义诠释而弄懂文献的切实途径,这一读书求知的方法和著《通雅》的乡先辈方以智、著《义府》的乡先辈黄生重视经义诂雅和解释的方法极为相象,少年戴震成了乡学的知音。戴震十六、七岁以前读书,每一字必求透彻地弄懂字义,他似乎生来就喜欢那蕴藏着无穷知识奥秘的方块字,当私塾老师取出明代以来的字书及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授读时,他乐而忘倦,三年竟能透彻地了解《说文解字》的内容。他又取来《尔雅》、《方言》及汉儒今存的传、注、笺互相比勘考究。他在理解经书中的每个字义时都要使字义合乎汉字构造法则“六书”,使文字形音义本身的解释和经书的语言实际表达双方一致,作为唯一正确的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在语言文字方面真正弄通,又能真正读懂经书。这种方法,不是别的,正是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与经学相结合的解释学途经。我国古代没有“解释学”这个名称,但解释学确实是存在的。在古代希腊,则有所谓诠释词源意义的真诠学。直到二十世纪初西方才把解释学引人哲学,使解释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十八世纪的戴震所用的读书方法,直接萌生了他后来的“以词通道”的思想,这正是一种语言解释哲学思想,作为一种读书求知方法,它无疑是一种进入古代文献经典的经学入门的硬功夫。这种硬功夫的读书方法,与汉代学者的精神相一致,而与宋儒喜顿悟的思辨方法很不相同。这样做的结果,使戴震“由是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①。具体而深刻地理解了的东西必然能更好把握它,数年以后,戴震还对他的学生段玉裁说:“余放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背)诵也。”②② 戴震的家乡休宁是个儒风很盛的地方,所谓“文章华国,诗礼传家”。早在宋庆历年间,就建学宫于县治东街,著名学者、宋金石学家洪适(kuò)为之纪,后几经毁坏,至顺治八年,知县又重修学宫。唐宋至清代,休宁科第簪缨,绳绳相继。据不完全统计,徽州府各县中举人者明代298 名,清代698 名,明代状元安徽9 人,徽州府即占4 人,清代状元休宁县一个县就有13 个,为全国之冠。① 见《戴震年谱》,载《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5 页。②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