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应天改制和应人制礼作乐两个方面，而且从其文章的标题看，谓"改制"和"质文"，其中之"质文"，便是指的礼乐，而非单讲的改制。这一点《楚庄王》篇讲得更加清楚：问者日：物改而天授显矣，其必更作乐何？曰：乐异乎是。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制礼作乐以成之。
天授命新王，其正朔、服色之制，乃"为应天改之"；而礼、乐之事，则"为应人作之"；其制礼作乐之事，是"异乎"改正朔、易服色之改制的。改制为应天，制礼乐为应人，这两个方面是新王受命必作之事，不可缺一。可见，谈论董仲舒的历史观，如果不讲其制礼作乐，则丢掉了其历史观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许多人之所以未能发现董仲舒历史观中积极的、可以肯定的东西，而将其视为没有前进和发展的循环论，原因就在于抹煞了这个更重要的方面。
之所以说新王为应人制礼作乐是董仲舒历史观中更重要的方面，这是因为，照"天人策"所说"道者，所恶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礼乐乃是属于"所繇适于治之路"的人道内容。这是同董仲舒对礼的本质规定相关的。我们知道，董仲舒曾明确指出："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日之级者也。"①他还说："礼，体情而防乱者也。"②按照董仲舒对礼所作的这些规定，礼乐显然已不再是单纯的应天改制所涉及的更称号、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之类"表面上的事情"，而是涉及到了"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等，正是因此，董仲舒才提出了"继乱世者道变"的观点。由此即表明，他所说新王改制作科，显然包含了应天改制和应人制礼两个方面，而且后者作为人道的内容，是比前者更重要的方面。因此，论述董仲舒的历史观，不可丢弃上述两个方面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尤其是后者。然而我们看到，冯友兰① 《春秋繁露·奉本》。
② 《春秋繁露·天道施》。
先生说："就封建社会说，最大的变动是改朝换代。他们所说的改制，是就一个新朝代说的。一个新的朝代所能改的，也就是那些形式上的事情。至于所谓大纲人伦，那都是从属于生产关系一类的东西。如果生产关系没有改变，那些大纲人伦是不能变的。如果变了，社会也就不是封建社会了。"③我以为这里有两点值得研究：第一，照这里所说，改制便是改朝换代所能做的一切了。可是董仲舒认为，这仅仅是继治世之时的情况，继乱世则还应作应人制礼作乐之事。不讲后者，显然就丢弃了其中一个重要方面。第二，所谓大纲人伦是"从属于生产关系一类的东西"，从原则上说似是不错，但由此得出结论说："生产关系没有改变，那些大纲人伦是不能变的。如果变了，社会也就不是封建社会了"。这显然与董仲舒眼中的"大纲人伦"涵义不尽相同。因为董仲舒所说的礼、乐，无疑属于大纲人伦的内涵，但礼、乐变了，却并不要求发生封建制度的否定性演变，而是在封建制度范围之内，进行某种大纲人伦方面的变革。这一点，在谈到董仲舒的改革思想时，将会详细讲到。由此表明，董仲舒所说制礼、作乐所涉及的大纲人伦的变化，并不涉及封建社会制度的革命性变革，但确实是在封建社会制度内部的一场重大的、涉及人伦道理的变革。以为只要一说是大纲、人伦、道理的变化，就是对封建制度的否定，这显然不符合董仲舒所说"继乱世道变"的观点。
这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董仲舒所说易姓更王制礼作乐是否有规律性可循？它同新王必改制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前面所引董仲舒"天人策"的一大段话说："臣闻夫乐而不乱、复不厌者谓之道，??怒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道变"，联系其三统说，揭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规律性。第一，"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这一点在变而有常的天道观中已有论述，在此只需指出，这里所揭示的是易姓更王制礼（道），其对前代之礼（道）损益与否，决定于所继之世是治世，还是乱世。继治世，如禹继舜、舜继尧，除改正朔、易服色的改制之外，其余一切"尽循尧道"，这就是他所说："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所损益"，"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此即谓"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如殷之继夏，周之继殷，夏、殷、周三王之道各有偏而不起之处，故需举其偏者以补其弊，特别是桀纣大为亡道，因此，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都有"所损益"，此即谓"继乱世者其道变"。
第二，继乱世者道变亦有规律性。董仲舒说："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捄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这是说，继乱世而王者，其制礼需按夏忠、殷敬、周文之忠、敬、文为序，因其所遇之变，循环地使用忠、敬、文三王之道。
第三，继乱世，新王改制与变道，三统与三道的运演，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和同步性：夏正黑统，用忠道；殷正白统，用敬道；周正赤统，用文道。因此，三统与三道的运演规律是：黑统、忠道--白统、敬道--赤统、文道。从三统与三道的同步运演即可看到，董仲舒所说改制与变道，实是一为表，一为里，一为文，一为质，只有两者同时进行，才能完成继乱世当新王之事。至于董仲舒所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实是仅指易姓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第88 页。
更王之继治世者，并不是易姓更王的普遍原则，因而不能作为否定易姓更王之继乱世者道变的根据。
综合上述董仲舒所说新王必应天改制和应人制礼两个方面所表现的"三统"、"三道"的历史观，从表面看，不论是三统或者三道，都是循环运演，周而复始，没有任何的前进或发展；但是，若看其实质则不然，忠、敬、文三道的循环，每一次的道变，都是因其所遇之变而制礼，因而对前朝之礼均有所损益，以拉溢扶衰。这样，他就从原则上肯定了历史的进步或进化。作为这一点的证明，那就是他在论述汉代"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时，曾反复说明，汉继秦乱世之后，因其所遗之世，如"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所以，绝不可像秦之继周。本来周之未世"大为亡道"，但秦"独不能改，又益甚之"，结果导致立为天子十四载便"国破亡矣"，而应如"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窃比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为政而不行，必变而更化之"，这样，汉才可得到"善治"。为此他提出了要汉武帝"退而更化"的主张。
由此表明了董仲舒的历史观，这也是其进步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之一，应予肯定。
当然，董仲舒的历史观，还有所谓"四法"说和"三等"说。四法说，以"四法"与"三统"、"三道"说相配合，以十二代为一大循环周期。这四法是：舜主天法商而王；禹主地法夏为王；汤主天法质而王；周主地法文而王。"四法"说也有一整套具体制度，载于《三代改制质文》篇，这里不再赘述。关于"三等"说，以春秋之十二世分为三等，主要载于《楚庄王》篇：见三世，哀、定、昭，六十一年。
闻四世，襄、成、文、宣，八十五年。
传闻五世，僖、闵、庄"、桓、隐，九十六年。
对于这三世的道德行为，他提出了按亲疏、近远持不同的批评态度，这就是所谓"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与情俱也。"距本朝愈近，批评愈委婉，愈远批评愈严苛。这就为后来公羊家"三世"进化说的提出，起了兆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