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天所成，而是人之继天而成，也就是说，人之所为止于天之所为之外。性与善的关系也是如此。天之所为止于性，而性外之善，乃是人之所为，即人之继天所成，这就是所谓"人事"或"王教"。这也就表明，天所为之性，乃仅止于善质，至于经过王教之善，它虽出于性，却在性外，这样，当然也就不能将性称之为善或将善称之为性了。从上面这两段话来看，实际上它们还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质，尚安非善？"董仲舒的回答是："茧有丝而茧非丝也，卵有雏而卵非雏也，比类率然，有何疑焉。"①当然，他还直接作了回答："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于教，不当与性。"②这就是说，性是自然所生之质，而善则是教育的产物或结果，因此，善"不当与性"，性也"不当与善"，两者不是一码事。
第三，前面所说性待教而善，即待王教而善。而王教又是遵承天的意旨，此即"王承天意；以成民性"也。前面所说"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可善而不可改"，"天之为人性命"，"天施之在人者"，就已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天生人性之善恶之质；二是天立王以教民善，两者缺一不可。这一点在《深察名号》和《实性》篇中讲得很清楚：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③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除此之外，上面所引"天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也是说的王教。很明显，按照这些说法，作为天质之朴的性，之所以能善，全在于王教，而王教亦是承天意以从事的。天之立王，主要是"以成民之性"为任的。也就是说，天子对民性施之王教，完全是遵照天意来办事的，是执行天的意旨。而天之所以会有此意旨，又是因为天生民性仅有善质，而未能为善，且还有恶质，有为恶之可能，所以立王以教而向善。董仲舒之所以批评盂子的性善论，把人性说成是天质之朴，只有善质而未能善，其目的全在于引出王教化民的任务，也正是因此，他批评孟子的性善论说："今按其真质，而谓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而去王任也。万民之性苟性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矣。"①照此说王者之受天命，其任务就是教化民性使之为善，此外再无别任了。由此即可见董仲舒对王教之任的极端重视。当然，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王教说成是天意，这实际上就把王教的① 《春秋繁露·实性》。
①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② 《春秋繁露·实性》。
③ 《春秋繁露·实性》。
④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①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任务神秘化了，因而也就使董仲舒的人性论具有了神秘性质。这无疑是董仲舒人性论中的糟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
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②这就是说，任何哲学家、思想家所讲的人性论，都不是超阶级的，而总是要归属于一定的阶级。董仲舒所讲的上述人性论当然也不例外，也是有其阶级性的。不过，这绝不是说一个阶级就只能有一种人性论，相反，一个阶级可能有多种多样的人性论，甚至是非常对立的，但从其阶级实质来看，则同属于一个阶级。例如，盂子与苟于就一个讲人性善，一个讲人性恶，两者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而从阶级实质来着，两者显然属于同一的封建地主阶级。董仲舒既反对孟子的性善论，又否定了荀子的性恶论，而提出了性具有善质与恶质的待王教而善的人性论。这一观点虽区别于孟、荀，但它仍然属于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最能表明其阶级属性的，就是他对善的规定，亦即王教的内容。例如，为了说明"善端"或"善质"并不就是善，他说："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则所谓善者各异意也。"①这就是说，你盂子说性已善，我说性未善，这个分歧的关键是各自所说"善"的涵义有差异，或者说判断善的标准有所不同。为此，必须找到一个公认的标准，这个标准在董仲舒看来就是"圣人"，"正朝夕者视北辰，正嫌疑者视圣人。"②这就是前面我们已经指出过的判断是非或真理的圣人标准。按照这个标准，善与不善又是怎样的呢？他说：圣人以为无王之世，不教之民，莫能当善。善之难当如此，而谓万民之性皆能当之，过矣。质于禽兽之性，则万民之性善矣；质于人道之善，则民性弗及也。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者，许之；圣人之所谓善者，勿许，吾质之命性者，异于孟子。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日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善，故谓性未善。③在圣人看来，无王之世，不教之民，是不能算善的。照这样，善是非常难当的了，可是又说万民之性都已善，这显然是过头了。可见，以禽兽之性来评判，那么万民之性就是善的了；而若以"人道"之善作为评判的标准，那么民性就够不上善了。正是因此，董仲舒说，他评判性的标准与孟子不同。孟子是以禽兽之所为作为参照物，所以说人性已善；而他则以圣人所说的善为参照，所以说人性未善。那么圣人之所善，或说人道之善是怎样的呢？孟子以禽兽作为参照物的善又是怎样的呢？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怎样的呢？这一点董仲舒讲的是非常清楚的：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善于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喜，此圣人之善也。??由是观之，圣人之所谓善，亦未易当也，非善于禽兽则谓之善也。??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而不得名善。这段话就把圣人之善与孟子之善区分了开来，同时也把董仲舒所谓善的本质涵义讲清楚了。孟子的善是爱父母，善于禽兽，就算是善了。可是照圣人的善来看，这还不能算是善。圣人之善，或人道之善，即经过王教所成之善，必须是"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者。正是因此，他认为不是善于禽兽者就可以称之为善的，"万民之性善于禽兽而不得名善"。他的这一番话，不但再次论证② 《**选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53 年版，第871 页。
①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②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①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了人性之质不得名善、必待王教而为善的思想，而且深刻表明了其人性论的阶级实质，即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性质。因为他这里所说善的内涵，即所谓三纲五纪、八端之理、忠信博爱、敦厚好礼，都不外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伦常礼仪，因而带有明显的封建地主阶级的烙印，完全是为确立或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这就是董仲舒煞费苦心所提出的人性论的阶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