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0 页。② 《论申必行之法任必择之官疏》，杨士奇等辑《历代名臣奏议》卷一○六。③ 吕大临：《民议》，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一○六，四部丛刊本。
④ 《平土书序》，《李觏集》卷十九，第183 页。
荒州，市有弃饿婴。"⑤又说："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权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①广大劳动农民受土地兼并之苦的惨景，目不忍睹，他们背井离乡、野仆僵谷、饿浮满地。在宋神宗时，据官方统计数字，农民流离失所、逃亡在外的已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宋代诗人王禹偁在《感流亡》诗中，描绘了一户三代逃亡农民的悲惨境况："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唯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另一诗人苏舜钦在《城南感怀呈永叔》诗中，记述了逃亡农民在沿路挖野荸荠充饥，这种野菜挖光之后，只好吃有毒的药草，致使大多数人中毒，竟造成了"十有**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鸟鸢啄其皮。"面对这种惨景，诗人愤慨地责问："胡为贼良民，令此鸟兽肥？"当然这是由封建地主和官僚们所为了。
北宋农民所受之苦是由最高统治者所推行的政策和所采取的措施造成的。我们已经说过，宋太祖采取"杯酒释兵权"之后，大批武将被裁减，从而形成了大批的冗官、冗吏、冗员。他们失去了兵权，却得到了优厚的物质待遇。又由于重视文官，而使文官俸禄特别优厚。宰相、枢密使正俸中的月钱有三百千之金，这笔钱足够买一百多亩良田。对宋朝"制禄之厚"，清代史学家赵翼则有详细记述："京朝官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秋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四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下亦以是为差。凡俸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此正俸也。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一百石，其下以是为差。??衣粮之外，又有傔人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①宋朝对官吏的优厚待遇，是历代封建王朝所少见的。由于宋朝统治者实行的是"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②的政策，所以造成大批官吏无限度地搜刮民脂民膏。随着官僚的增加，人民的负担愈益加重。宋真宗景德以前，内外官员一万三千多人，宋仁宗庆历和皇祐中，增至二万多人，到宋英宗冶平中，则达二万四千多人。官吏日增，俸禄随增，支出亦增。不仅如此，还由于宋朝的恩荫之滥、恩赏之厚、冗官冗费、郊祀之费等，"亦徒耗尽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③尤其是皇室的挥霍浪费，更是无法计算的。如：造天书、封泰山、造宫⑤ 《临川先生文集》卷十二《发廪》。
① 《王文公文集》卷五十一《兼并》。
① 《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五《宋制禄之厚》。
② 《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五《宋制禄之厚》。
③ 《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五《宋恩荫之滥》。
观，兴土木、制玩好，每年耗费的金银，不可数计。宋真宗是个迷信十足的皇帝，他声称有天书自天而降，给他带来"世祚延永之意。"①又言梦中见到"神人"，自称是玉皇大帝的使者，"传玉皇之命"②等等。其他符瑞祥兆，如龙的显现，灵芝的发现等，都在真宗统治期间发生。对于这些荒诞不经的自欺欺人的迷信妄言，虽然有不少大臣冒死揭露其谬，真宗却沉迷其中，无以自拔，直到公元1022 年真宗死时，将天书与其尸体一起埋葬了事。公元1008 年，真宗下令造玉清昭应宫，委任三司使丁谓作总监工，而丁谓则是一个献灵芝草有名、善于阿谀奉迎以附会帝意的贼臣。当时一些忠直敢谏大臣对此都表示反对，认为这是竭天下之财，伤生灵之命，切不可为之。张??说："近年虚国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无用之土木，皆贼臣丁谓、王钦若启上侈心之为也。不诛死，无以谢天下。"③与此同时，由于对辽和西夏战争的失利，每年都要给辽和西夏以巨款和绢帛。如，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 年），输给辽国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 年），输给夏国的银五万两，绢十三万匹，茶二万斤。这些都大大地增加了国库的开支，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经济的危机。
我们已经说过，军队的频繁征调，使军费开支剧增。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应付辽、夏之扰，又加速扩军和增加军费。宋朝的军队，从宋太祖于公元960 年建国，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 年），几乎增加了六倍，即由22 万人，增加到125.9 万人。宋仁宗皇祐中（公元1050 年左右），做过三司使的蔡襄，曾把军队的岁支与国家总收入作过统计比较，说明军队年支总额占国家全部收入的六分之五。关于这种情况，宋代不少思想家都作过计算和说明。张载说："养兵之费，在天下十居七八。今边患作矣，将谨防于外，修实于内，为持久之计，而不爱吾财，则患日增而力日不足，岂善为计议哉！"①朱熹说："财用不足，皆起于养兵。十分，八分是养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中。"②蔡襄，张载、朱熹等都明确指出宋朝军费支出占国家总收入的十分之七、八。这样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疑使国家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经济危机，而当权的统治者却无法、无力摆脱这种危机。
宋朝统治集团摆脱经济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增加田赋、搜刮民财。他们千方百计地巧立名目，变换手法，敲剥农民。诸如：公田之赋、民田之赋、城廓之赋、丁口之赋，杂变之赋等等。这些赋税和租税，以实物交纳的叫岁赋之物，即以谷、布帛丝绵、金铁、物产等。这种赋税制度在宋朝，实行了约一百年之久，到宋神宗时，因田赋不均，税收减少，又采取了新的办法扩大税收。
土地兼并，租税增加，军费剧增，地主盘剥，官吏勒索，商人巧取等天灾**，一齐向广大劳苦农民扑来，从而加剧了、激化了农民同封建政权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矛盾，所以农民起义不断地发生。王小波、李顺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便是无数次农民起义的典型代表。王小波提出："吾疾贫富不均，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一。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九。
③ 《宋史》卷二九三《张??传》。
① 《文集佚存·边议》，《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 年8 月版，第358 页。② 《朱子语类》卷一一○。
今为汝均之！"①这个"均贫富"口号的提出，既表达了广大贫苦农民要摆脱痛苦不堪的悲惨境遇，要夺回劳动果实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又反映了宋代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所造成的贫富不均的两极对立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广大农民决心以武装暴力来解决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在取土用人上，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北宋中期以前，继承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或用经学考试士子对经学传注是否记诵精熟，或用诗赋考试士子是否文辞可观，学校也是从经学记诵和文辞写作方面培养人才。同时，还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范围和名额，社会上的许多人，甚至一些和尚、道士，都前来应试。他们企图"以一日之长决取终生富贵"。②士子学人耗尽精力，整天背诵经书，沉吟章句，梦想有朝一日能登天子堂。这种科举取士制度，虽较隋朝以前的荐举、察举的制度公平合理一些，但由于宋代科场纪律松弛，"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③而常常发生"纳贿舞弊"行为，使一些伪劣之人得逞。因而选拔不出真正有补于国、有利于民的贤才、干将。对于科举制度的流弊，宋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指出过。王安石认为，当时的科举取士，所选拔出来的人都不切实用。他说："所谓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辞而已，必也通古今，习礼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张，然后施之职事，则以详平政体，有大议论使以古今参之是也。所谓诸生者，不独取训习句读而已，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职事，则以缘饰治道，有大议论则以经术断之是也。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然其策进士，则但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类皆小能者为之；策经学者，徒以记问为能，不责大义，类皆蒙鄙者能之。"①王安石在《上皇帝万言书》中，更具体地说明了科举取士的危害，指出当今学校之所教，只是"讲说章句而已"，"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这不但使学者"耗精疲神"，"困苦毁坏"，"不得成才"，而且是"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②因此，王安石主张改革科举取士制度。
叶适则更明确地揭示了科举制度的流弊和危害。他说："何谓'化天下之人为士，尽以入官，为一害？'使天下有羡于为士而无羡于入官，此至治之世。??今也举天下之人总角而学之，力足以勉强于三日课试之文，则嚣嚣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责，朋友以此劝励。然则尽有此心，而廉隅之所砥励，义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将何所赖以兴起天下之人才哉！"③按理说，国家通过层层考试，应当选拔出对国家有用、于民众有益的治国救民的干才。然而偏偏是这些通过科举制度而考取进士、登上高位的人，却真正指出由于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端，选取的是一些只能记诵默写诗赋、经传的误国者，而不是注重实事实功、经世致用的真正人才。因此，叶适断定科举取十是弊法，而非良方。他说："用科举之常法，不是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来，能言之士有①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
② 《历代制度详说科目篇》。
③ 《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五《宋科场处分之轻》。
① 《王文公文集》卷三十二《取材》。
② 《王文公文集》卷一。
③ 《叶适集·别集》卷十三《科举》。
是论矣。虽然，原其本以至于末，亦未见有偶然得之者，要以为坏天下之才，而使之至于举无可用，此科举之弊法也。"①刘豫认为，北宋时代"误国者皆进士及第之人也。"②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也指出科举制度之弊害。他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场屋之得失，顾其技与有司之好恶如何耳。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泪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响，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推而上之，则又惟官资崇卑，禄禀厚薄是计，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以无负于任使之者哉！"③就是说，由于科举制度之误，而不能为国家造就、选拔优秀的治国人才。
种种事实表明，北宋中期，已是内忧外患，危机四伏的颓势了。面对这种"积贫积弱"的困境，一些有识之士和开明的思想家、政治家，则要求改革，倡导革新。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杰出人物，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情怀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④的人生情操，首先提出了改革方案，并在公元1043 年开始实行改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李觏与范仲淹有密切关系，"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忠宣游，昼夜肄业，置灯帐内，夜不分寝。后公贵，夫人犹收其帐，顶如墨色，时以示子孙曰：'尔父少时勤学灯烟迹也。'"①李觏是"庆历新政"的积极拥护者和思想上的倡导者、立论者。他在公元1043 年撰写的《庆历民言》、《周礼致太平论》等政论，被目为"皆极当时之病，真医国之书"，②就是明证。总观李觏的全部著作，更足以证明他是为改革而立论的。
任何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生和思想家思想的诞生，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都由其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决定的，而思想意识又是该社会时代的反映，并为社会经济、政治服务。李觏的思想，正是由北宋中期的社会存在决定的，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李觏的思想是积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存在，并为医国济民、扶正救弊服务。
① 《叶适集·别集》卷十三《制科》。
②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七。
③ 《宋元学案》卷五十八《象山学案》。
④ 《范文正公集》卷十六《岳阳楼记》。
① 《名臣言行录》，转引自《宋人轶事汇编》卷八《范仲淹》。
② 《祖学士五书》，《李觏外集》卷二，第47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