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既是我国诗歌源远流长的传统，也是整个古代文学的重要主题。
诚然，"'咏史'之名，起自孟坚（班固）"②、"自班固作《咏史诗》，始兆论宗"③，其滥觞则在《诗经·大雅》的《生民》、《公刘》诸篇。发展到李清照的时代，"咏史"诗的层次已相当深化，视角也是各式各样的，数量更是浩如烟海。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清照的咏史诗仍有其超群拔俗之处，很发人深思。
（一）"史识"出众的少年成名之作
"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见识。这是写好咏史诗的关键所在，李清照的《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成功的秘诀主要在于此。
五十年功如电扫，华清宫柳咸阳草。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老。胡兵忽自天上来，逆胡亦是奸雄才。勤政楼前走胡马，珠翠踏尽香尘埃。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尧功舜德本如天，安用区区纪文字。著碑铭德真陋哉，乃令神鬼磨山崖。子仪光而不自猜，天心悔祸人心开。夏商有鉴当深戒，简策汗青今具在。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君不见惊人废兴传天宝，中兴碑上今生革。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谁令妃子天上来，虢秦韩国皆仙才。花桑羯鼓玉方响，春风不敢生尘埃。姓名谁复知安史，健儿猛将安眠死。去天尺五抱瓮峰，峰头凿出开元字。时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魄深如崖。西蜀万里尚能反，南内一闭何时开。可怜孝德如天大，反使将军称好在。呜呼，奴辈乃不能道辅国用事张后尊，乃能念春荠长安作斤卖。
至今仍有学者不大敢相信此诗是出自一位十七岁少女之手。看来这种顾虑现在可以清除了，因为在现存《张右史文集》卷八中，不仅收有张耒（字文潜）《题中兴颂碑后》一诗，在同一卷还收有张耒《自庐山过富池隔江遥祷甘公祠求便风》一诗，在此诗后附记云："元符庚辰??过樊口，李文叔棹小舸相送??"，元符庚辰，即公元1100 年，恰好是清照十七岁那年。她的父亲格非（字文叔）亲往樊口送张耒，说明张、李有通家之谊。张耒当年写的诗，李清照当年与之唱和更合情理，何况还有上引王的"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的话作旁证。"十七岁"与"少年"是一致的，而"前辈"、"士大夫"岂不指张耒？十七岁的少女能够写出这样的诗本身，即令人惊奇。
更令人惊奇的是诗中所表现出的"压倒须眉"的史识。话要从元结说起。
元结是介于盛唐和中唐间的亦官亦文的人物。安史之乱中曾参与抗击史思明。在唐军收复长安后，元结于肃宗上元二年（761 年）写了一篇《大唐中兴颂》。此文与时风不同，采用的是三句一韵的手法，类似于秦刻石的体制。这显然是为了刻石而作。后来大书法家颜真卿将此文书写，并刻于元结曾居住过的今湖南祁阳水清石峻的浯溪河畔。元结此文虽只有二百六十多字，但却是有感而发，名义上是歌颂大唐的中兴，实际也连带记录了其"我卒前驱"②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二，中华书局1958 年版。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邵雍《击壤集》提要。
的平叛之功。此文最佳处系指斥奸佞误国的段落："噫噫前朝，孽臣奸骄，为昏为妖。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主失宁??"，其中渗透着作者的这样一番感慨：天宝六载（747 年），元结到长安应举时，李林甫玩弄权术，使应举者全遭落第，他遂归隐商余山，从而对李林甫之流深恶痛绝。元文的局限也正在这里，他痛恨奸佞，却歌颂听信奸佞的所谓好皇帝。眼光只停留在与自身休戚有关之处，所以他的这篇《大唐中兴颂》，实质上是为自己树碑立传。
张耒的《题中兴颂碑后》是针对上述元结之文所写的一首古体诗：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于山，万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铁马从西来，郭公凛凛英雄才。举旗为风僵为雨，洒扫九庙无尘埃。元功高名谁与纪？风雅不继骚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 太师笔下蛟龙字。天遣二子传将来，高山十丈摩苍崖。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百年废兴增叹慨，当时数子今安在？君不见荒凉浯水弃不收， 时有游人打碑卖。安史之乱之于张耒，已不存在个人利害，所以张诗之旨比元文高出一筹，不再为"二圣"（唐玄宗父子）和自己歌功颂德，而是由衷地歌颂在安史之乱中收复二京，建有殊勋的郭子仪。诗之结穴关于百年废兴的叹慨，亦说明此诗当作于元符三年初，苏轼谪居儋耳，尚未遇赦之时。张耒和黄庭坚类似，借浯溪之景由胜美到荒凉，寄寓身世之叹。因为此时苏门四学士无一幸免，均被系于元祐党籍，一一遭贬谪。
上引李清照的诗虽是对张耒此诗的赓和，但其旨却比张诗高出了一大截。张诗开头仍然是女色亡国论的老调，把杨玉环作为"君王"的替罪羊。她妖蛊祸国，血溅马嵬，活该倒霉，而"万里君王蜀中老"是值得"叹慨"的。李诗对于大唐兴废之由，则公正地归结为朝政**，奸雄得志所致，但她也没有忽视"六军不发"的导火线是杨家兄妹。这种"史识"，不仅比女色亡国论者高明，也比其他一些走向另一极端的，处处为"贵妃"开脱的"须眉"们更为理智公允。
李诗中第二种值得一提的"史识"是，她认为象尧舜那样功德大如天的帝王，不必用区区文字加以记载，其德泽自在人心。而安史之乱本是唐王朝咎由自取，所谓"中兴"之事本不值得歌颂，（元结）不但撰文歌颂，还把它刻在山崖上，那样做真是太浅陋了。
清照诗中第三种不同凡响的"史识"是，她认为平叛的成功，不只是哪一位将帅的雄才大略，而主要是因为主帅郭子仪和李光弼之间，不是互相猜忌，而是劲往一处使。如果象姚崇和张说那样相互猜疑、算计，工于心计，自己也难免不落入别人的圈套。她第一首诗的最后两句"君不见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系清照根据郑处诲《明皇杂录》概括的这样一段故事--姚崇临终前对儿子说：张说与己不和，又为人奢侈。作为同僚，我死后他必来相吊，你们就将我平生的珍宝陈列出来，如果他不加顾视，便凶多吉少；如果他盯住这些宝物，就赶紧把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给我作神道碑文。他作的碑文一送来，你们一面速奏朝廷，一面立即刻石。待他张说几天之后省悟过来，事已迟了。姚崇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