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在哪里呢？如果李清照也象丹麦王子那样，把心灵上的钥匙交给自己的恋人，那么，她的这串钥匙，就理所当然地交到她的丈夫赵明诚的手上。遗憾的是赵明诚不仅逝世过早，他还把这串珍重的钥匙丢失在"武陵源"②和"章台路"③上，给自己的妻子造成了终生不能愈合的伤口。这伤口被同代人叫做"赵君无嗣"④。在当时这无疑是李清照的一种心病。她的另一种心病，则是在其十八、九岁时，被廷争之箭射中，从而结下了很深的、时时作痛的政治疮痂⑤。不管是丈夫的"武陵"、"章台"之行，还是传主在政治上所受到的株连，在当时都是讳莫如深、不能或不敢公诸于众的事情，只能作为隐秘深藏在内心深处。假如传主是一个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闺秀，那么她的内心隐秘，很可能伴随着她的躯体被埋葬到地穴黄泉， 成为永远也解不开的哑谜。恰好相反，李清照则是一位罕见的感受敏锐、思想深邃而超前，文笔既委婉又犀利的文学多面手，她的人生体验、思想感受、社会政治见解、外交主张等等，凡是可以公开的，均诉诸于诗文，不便公开的，她就把"别是一家"的词，作为其内心隐秘的栖息之所；把翎毛花卉等作为寓托之物。从这里入手，或可找到开启传主心扉的钥匙，而这当中的关键是找到可靠的媒介。
（一）以梅为媒
古今中外，可以说没有一位严肃的作家，不把她（他）帐触最深、最想说的后写进作品之中的。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对于一个没有其它事功的、纯情诗人的思想感情的了解，离开了对其作品的探究，无异于缘木求鱼，对李清照来说审视其心灵的最好窗口，莫过于《漱玉词》。而《漱玉词》又有一个极为显眼的特点，就是咏物之什比重特大。咏物词中，又以专门咏梅或涉及到悔的数量为最，约占现存《漱玉词》的五分之一以上，也就是说这类同竟有九、十首之多。根据这种初步考察，以梅为媒了解传主的思想感情的思路，无疑会是正确的。
思路正确不等于手到擒来。要研究梅与传主的关系，首光要调动笔者本人对梅的兴趣和与它有关的知识库存，以正确判断梅的历史文化意蕴。在上古人们的心目中，梅即被视作和羹①。意谓梅是上等的调味品，它好比是位极人臣的宰相.起着调和朝廷上下各种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唐代以前中国的版图上，梅之为物随处可见。相传李隆基即因其妃子江采苹居处多梅而赐名梅妃。二、三十年后，在元稹等人的诗中，还可以看到在长安一带有梅树生长。①气候逐渐转冷，到了北宋，梅在北中国的许多地方已难以越冬，便成了罕见② "武陵源"借指"武陵人"，语出传主《凤凰台上忆吹萧》词·清照以此影时其夫的"天台之遇"。③ "章台路"，其义略同于"武陵人"，此指赵明诚青褛冶游之事，详后。
④ 洪适《隶释》卷二六，商务印书馆影印明万历本。
⑤ 指传主之父李格非被列入元祐党籍事及朝廷有关诏命：党人子弟不得与宗室通婚、亦不得居京。李清照可能因此受到汉重株连。
① 参《尚书·说命下》和《左传·诏公二十年》。
① 参元镇《赋得春雪映早梅》诗等。
之物。所以在苏轼写于宝鸡一带的诗中，有以杏充梅之事②。到了李清照生活的年代，在她的原籍，梅已不能自然生存，因而在当时的载籍中，有"北人不识梅"③之说。物以稀为贵，加之传主生性好奇，所以她一到汴京，就把一株良种梅，亲手栽培在她居住的闺阁近傍。从此之后，梅不仅成了其词作的主人公，还被她引以为最好的朋友，以至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化身。其状梅之语，多系喻己之辞，凡是不便明说的心里话，便托咏梅以出之。梅的命运几乎与传主的命运合而为一。这一论点，将在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传写心曲的身世词"中予以证实。
（二）改二期说为三期说
在李清照研究中，一直沿用二期说，即以"靖康之变"和赵明诚病卒为界石，将传主的行实分为前后二期。事实上这种划分是不妥当的，它给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便，比如：第一，"靖康之变"是发生在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 年）冬，而赵明诚病卒是在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八月，相隔近三年之久。二期说就等于将这三年的时间变成了一片空白。而这又是风云巨变的三年，其冲击波比以往的十年、二十年还要大。将这三年变成空白是二期说难以弥补的不足，给本来难度很大的传主作品系年问题，带来了新的困难。
第二，二期说主要是建立在这样的立论基础之上的，即认为在前期传主处境优越，夫妻相得，美中不足仅是伉俪小别。只是到了后期遭受到国破家亡时，作品的基调才变得哀伤凄苦。这是一种与事实有悻的想当然的说法，它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比如说，传主作于由青州赴莱州的《蝶恋花》（泪湿罗衣脂粉满）和乍到莱州时所作的《感怀》诗，其基调诚可谓凄入肝脾，哀感顽艳。但那时李清照只有三十八岁，离"靖康之变"还有五年多，离赵明诚逝世整整八年。依照二期说，这无疑是前期的作品，但内容却不是所谓的伉俪小别，而是夫妻相聚，还是她自己主动前去的。那她又为什么要那样伤感，甚至认为自己就象身陷绝境的人那样的"可怜"①？对这类问题二期说是无法回答的。更使二期说者为难的是，对传主作品的一些重要篇目不能正确解读，对其中的关键故实和意象的解释，不是不着边，就是加以曲解。比如《凤凰台上忆吹萧》，其原词云：香冷金倪，被翻红浪，起来慵自梳头。任宝奁尘满，日上帘钩。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惟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对此词中的"念武陵人远"之句，以往的阐释，除了沈祖棻先生的见解①，② 参苏轼《次韵子由歧下诗·杏》。
③ 陈善《们虱新话》下集卷一，四库全书本。
① 李情照《感怀》诗中有"公路可怜何至此"，即以当年袁术（字公路）的断粮自比。① 沈祖棻云："'武陵'，在宋词、元曲中有两个含义：一是指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渔父故事；一是指刘义庆《幽明录》中的刘、阮故事。"《宋词赏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3 月版，第135 页至136页。
极少近是者，完全到位的可以说没有。其实这当中含有词人很深的苦衷，取义极为深婉。"武陵"原指"武陵源"，典出陶潜《桃花源记》，其中说晋大无中武陵郡渔人入桃花源事。所以"桃花源"又称"武陵源"。"武陵源"因与"桃花"有关，它又涉及到另外一个神话传说，即刘义庆《幽明录》所载汉刘晨、阮肇入天台山采药遇仙女并与之媾和事。仙女住在河之源头的桃林之中，这片桃林又在今浙东的天台山上，所以刘、阮与仙女相会事又称"天台之遇"。因为"武陵"和"天台"都和"桃花"有关，而"桃花"在我国占典诗词中又是代表美女的特定意象。李清照的"念武陵人远"的寓意，说白了就是担心赵明诚有"天台"、崔护②之遇，也就是类似于今天所说的外遇或"桃花运"。丈夫的"桃花运"，往往就是妻子的厄运。身为人妻者在这方面的担心，恐怕庄迄今为止的任何时代都不一定是完全多余的，更何况处在纳妾被视为天经地义、青楼冶游等于家常便饭的宋代。那时的夫妻关系大都是非常脆弱的，即使被认为是"夫妇擅朋友之胜"③的赵、李之间，其**关系也存在着有始无终或有名无实的一面，从而给李清照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只着眼于时代政治背景的二期说，自然顾及不到词人的心理状态， 那么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研究工作，也只能是大而化之，或极为肤浅的。
第三，二期说较适合于粗线条的文艺批评的社会学方法， 对于细腻的心理学等方法，它是相形见继的。眼下新的方法层出不穷，尤其是对于李清照其人其作的研究，泊来的文艺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等等，与土生土长的"以意逆志"①、"知人论世"②、"诗无达沽"③等传统方法，几乎是一拍即合。这种种力量凝聚成的合力，足以突破二期说的原有阵地，代之以三期说。
第四，在二期说被强化的背景下，不够重视对"文本"的研究，即使接触到"文本".也往往只是对其中所体现的"阶级性"、"人民性"等等特别关注。由于研究的方法和要达到的目的是非文学的，所以在二期说中极少接触到诗词学的范畴。而对于《漱玉集》的解读，如果不从捕捉作为重要的诗词学范畴的意象和意境入手，就绝无可能入其堂奥。李清照作品中意象的出现和意境的建构，部有跨越时空的漫长发展变化过程。比如"梧桐"这一既可象征新生向上，又可寓托离愁、悼亡之意的意象，它在《漱玉词》中，不是从"新桐初引"④一下子跳跃到"'梧桐落"⑤，而是经过了"梧桐更兼细雨"①和"梧桐应恨夜来霜"②这样一个长期受到雨打霜冻的过程。二期说抹杀了这个过程，硬把梧桐细雨《声声慢》作为后期的作品，从而造成了不求甚解，以至多处误解、曲解了此词的原意。
鉴于二期说存在上述不足，要想使李清照研究深入下去，看来应首先对② 孟棨《本事诗·情感》：唐崔护独自游春，遇倚桃柯之女。对之有所同意和感念，来年题诗左扉，有"人面桃花相映红"之句。
③ 赵世杰等编《古今女史》卷一，明崇帧刊"。
① 《孟子·万章上》，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中华书局②⑩⑨④年版。② 《孟子·万章上》。
③ 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中华书局②⑩⑧⑥年排印本。
④ 李清照《念奴娇》（萧条庭院）。
⑤ 李清照《忆秦娥》（临高阁）。
① 李清照《声声慢》。
② 李清照《鹧鸪天》（寒日萧萧）。
它加以改造。所以我在本书第二章中，将传主的生平分成十个阶段。对一本专著来说，这种较细的分段，便于对传主的身世和思想感情作较深入探讨。如果从传主在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考虑，将前、后二期说改为前、中、后三期说，似以这样划分较为合理--前期：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也就是从传主出生之年，到徽宗大观元年（1107 年），开始屏居青州之年为止，共二十四年。
中期：也可以叫做青、莱、淄、宁时期，即从大观二年到高宗建炎三年（1129 年），传主从二十五岁至四十六岁（丈夫去世前），共二十一年。后期：从建炎四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传主从四十六、七岁（丈夫去世），到七十三岁左右传主下世之年，共二十五、六年。
上文所厘订的三期说，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二期说的不足，不失为李清照研究中一种切实可行的新思路。这在本书下面的章节中，将会得到有力的证明。但也应该说明不能认为有了三期说，什么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它也有以下两点明显的不足之处：第一点，三期说以赵明诚亡故，而不是以"靖康之变"作为传主中年时期的下限，这对于传写心曲的李词的研究极为有利。对于把丈夫作为主要精神支柱的封建时代的妇女来说，直接左右或危及其命运的是"既嫁"所必从的丈夫和"夫死"应从的儿子①，李清照也不例外。事实正是这样，在"靖康之变"后，赵明诚健在的近三年的时间内，清照词的题旨，可以说与整个中年时期毫无二致。所以依三期说将此时的清照词划归中期，十分得当。而赵明诚一死，其词的题旨旋即大变，由埋怨丈夫的"捷妤之叹"，亟变为对丈夫充满深情的悼念。其诗的情形则大不一样，"靖康之变"以前的篇目或咏史，或以诗代言替亲友打抱不平，或变着法儿感叹自己的身世。再说，那时传主的主要精力也不用在写诗上，留存到今天的只有三、四首，而"靖康之变"一发生，特别是当她来到金陵古都，其诗兴大发、诗思大变："顷见易安族人，言明诚在建康日，易安每值天大雪，即顶笠披蓑，循城远览以寻诗，得句必邀其夫赓和，明诚每苦之也"②。所谓"明诚在建康日"，即指其于建炎元年（1127 年）八月，至建炎三年二月，知江宁府其间。清照是于建炎二年正月或二月，由青州抵江宁，其循城寻诗，当在初到江宁的春、冬，或翌年春，也就是"靖康之变"不久的事情。所得之句为何，这里虽未确指，但时人却异口同声他说其时清照所作是这样的一些诗句："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①。此时主战派的著名将相宗泽已死、李纲被罢，当权的是因循苛安、不作战守之计的"哼哈"二相黄潜善和汪伯彦。上述清照诗的讥讽之意甚明。如依三朗说将这类诗放在中期，倒不如二期说的将它一刀切在后期。
第二点，如果说在追加惩治元祐党人的**过后和"靖康之变"以前，北宋世事的变化一度出现了类似"死水微澜"之状，这反映在李清照的生活中，也是几年、十几年无甚变化的话，但在赵明诚病故前后李清照的心态却不大一样，也就是说把建炎三年、传主四十六岁作三期说中期的下限，是不够周密的，因为赵明诚是这年八月十八日逝世的，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传① 《仪礼·丧服》："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② 周煇《清波杂志》卷八，知不足斋丛书本。
① 庄绰《鸣肋编》卷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四十引《诗说隽水》。主的命运有天壤之别，但如果把中期的下限具体到赵明诚的谢世之日，那又可能被认为过于细琐。但以上两点都不足以抵消三期说之于二期说的优势，因为对李清照研究来说，一切应该以有利于解开其同中之谜为前提。所以三期说的提出，可以说是李清照研究得以深入的一个先兆。也可以说又找到了一把开动传主心扉的钥匙。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鉴于李清照诗、词中反映的内容不一样，采用三期说，在分析她的诗作时，则应略予调整，尽量吸取二期说在这方面的长处。
（三）精心为传主梳辫子
尽管传主不时为难以言传的的不幸折磨得无心梳妆，或"任宝奁尘满"，或"日晚倦梳头"，确实需要有人帮她把秀发梳理一下，戴上她心爱的"铺翠冠儿，捻金雪柳"，从而使她重振生活的信心，但这里所说的梳辫子仍然是比喻性的，指的是对她的作品和主要行实加以编年。作品不能正确系年，会直接影响到对其题旨的理解，更发现不了其中潜藏的深意。以往对《漱玉词》的不求甚解，或是误解和曲解，大都是因为不了解传主的行实，不能对其作品进行正确系年造成的。因为李清照从婚后不久就一直处在动荡的环境之中，晚年更成了名副其实的流寓者，所以她的作品和她家的文物一样，几乎散佚殆尽，幸免散佚的，也使她的那些咳唾成珠的美文，沦为散乱之珠，或者成了被深埋的难以发光的夜明珠。前人为了探俪得珠，曾不惜潜入"九重之渊"，把传主的作品从已被焚毁、劫掠的《永乐大典》的残卷中，或从其同代人的编著、手泽等各种文献中，一首一首、一篇一篇，或是一字一句地逐渐哀编成目下略具规模的《漱玉集》或《李清照集》。此集包括近五十首词（还有十余首存疑之作）、十多首诗（还有十余句失题之作）与文八篇，共计七、八十首（篇），但能够确切系年的诗、词、文，总共不到十首（篇），其绝大部分现存作品被认为无法系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一般来说，在无甚公正可言的封建社会里，不用说是一向受性别歧视的女子，其作品容易被忽视，就是作品分量相当的两位男性作者，一位是在朝的，一位是在野的，尽管他们的作品同样没有标明写作时间，那么为前者的作品系年就比较容易，因为其行实见于正史或其他记载的机会多，而要为在野的或身居低级官吏的（犹如柳永那样）一些作家的作品系年，则往往要穷尽多方搜集之力，其难度要比前者大得多。如果要为封建时代的女作者的作品系年，难度则更大。这不仅是因为她们命中注定只能在野，她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必须深闭家门，而少数离开家门的，那就可能被关闭在宫、观等更加封闭的大门之中，除了屈指可数的女皇帝、女朝官，其他女作者的作品大都难见天日，只能留在闺房内私下把玩。及至到了旧礼教被强化到"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地步，那么女作者为其作品署名、标时，不仅是多余的，更可能因此招致是非和麻烦，没有一定的叛逆精神，对写作本身恐怕也不敢问津。李清照的情况虽有得天独厚的一面，如在婚前其作品曾名动京师，但也仍然是供人在茶余饭后或议论一番或把玩一下而已，它照旧不能象有些男性作者的作品那样，随其事功而得以彪炳史册；加之在文学创作非职业化的条件下，标志写作时间之类的事，一般不会被放在心上，即使有时随手写上何人写于何时何地的字样，在作品传抄中也极易被忽视， 久而久之便断了线索。还是以李清照为例，她出嫁不久就受到党争株连，是时接连下达的诏敕，有的竟以"元祐党人"①及其子弟的诗文为非法之物。在传主被遣归原籍期间所写离情词，尝随其书信"函致明诚"；即使在党争缓解之时，她悄悄回汴京小住，也只能下榻在"无限深幽"②的闺房之中，那里有一道又一道的"重门"①和一重又一重的"重帘"②，阻隔着她与外界的联系。此时她私下倒是填了不少词，但却不敢外传，也就用不着署名、标时。在李清照的作品传播过程中， 还有这样两种值得注意的情况，一种情况是因为其作品中含有种种隐衷，即使传播出去，也不一定能被人理解，于是就出现了对于题旨及写作时地的种种猜测附会③，这类记载愈是煞有介事就愈能混淆视听，致使以讹传讹近千年之久；另一种情况是李清照其人很有棱角，其作品很有锋芒，而其矛头所指又往往是那些陈腐的制度和令人窒息的礼教，以及那种"驵侩之下才"④等等。这就容易使得那些封建卫道者老羞变怒，一旦惹恼了或触犯了那班小人，就会生出许多"无根之谤"⑤，使传主深感人言可畏。因此她的那些为自己辨解、或涉及到被时人认为不名誉之事的文字，便不敢公诸于世，加之对她的物议攻讦、流言蜚语屡见不鲜，其作品的真伪尚且难辨，更不消说其作于何年何月了！总之在现存《李清照集》中，存疑作品比例大，难以系年的作品比例大，这是公认的两大难题。如果在这种基础性的问题上，知难而止，仍然把一个带着种种面纱、朦朦胧胧、似是而非的李清照推向口味越来越高，甚至是颇为挑剔的当今读书界，恐怕年轻的和新生代的读者，不会再象老一代的人那样迷醉于她，更何况这里是要把她作为一个思想家，既要使她在现今社会中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又要使《李清照评传》这本拙著不辜负下列这一感人肺腑的厚望：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己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光芒，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① "元祐"是北宋哲宗时的年号，从公元1086 年至1093 年。哲宗继位之始只有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任用司马光、苏轼等，废黜王安石新法。高氏卒后，哲宗听政，起用新党章惇、曾布等，贬斥元祐大臣吕大防、苏轼等数十人，形成官僚派系间互相报复的局面。徽宗继位后，任用蔡京、赵挺之等，对元祐年间受到重用的大臣的惩处加码。对死者一一迫贬，对生者一贬再贬且罪及子孙亲友。清照之父李格非曾受到苏轼赏识，遂被列入"元祐奸党"名单。
② 李清照《满庭芳》词。
① 李清照《小重山》词。
② 李清照《浣溪沙》（小院闲窗）③ 伊世珍《琅嬛记》卷中引《外传》（津逮秘书本）："易安结缡未久，明诚即负笈远游。易安殊不忍别、觅锦帕书《一剪梅》词以送之。"对这一记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