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国，曾仕宋。其弟子众多，皆以自苦为极故多出于庶民，然入仕显荣于天下者不可胜数。春秋战国之际，私人办学之风盛行，大批庶民通过学而进入士的阶层。《吕氏春秋·尊师》篇载："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于乡曲，学于子墨子；索虏参，东方之巨狡也，学于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于学也。"此类记载说明了学对于庶民的重要意义，也说明了正是由于学这一阶梯，使上和庶民的界限被打破了。《管子。小匡》记载说，虽"农之子常为农"，但"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由农为上而入仕已是很力平常的事了。孔子"有教无类"①"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海焉"②的收学、教学原则，正是教育普及到平民，学在官府局面瓦解的反映和结果。这使下层庶民通过入学的途径大量地踏上仕途，走上政治舞台。
在士的构成中，贵族余孽下降的士和庶民上升的士是最基本的两大类，他们由于本身政治、经济地位的急剧变化，政治**最为强烈，社会基础最为广泛，活动能量也最大。在动荡不安的政局中，他们左右逢源，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他们自负自重，"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可见士的政治能量之大。入仕的士"一怒而诸侯惧，安民而天下息"，游士之事影响政局，当非妄言。
在西周的等级序列中，土只是一种专职人员，并不能过问、干预政治。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在诸侯争霸的现实中，有许多复杂的内政、外交、军事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这直接关系到各国的强弱胜负，生死存亡。这些问题靠贵族血统，世袭门第是无济于事的，它需要的是知识、智慧、能力和谋略。
这些因素影响到国家内外政策的制定是否正确，关系到能否促进国富兵强，调解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也决定了军事外交纵横捭阖的策略，以能存己灭彼。士阶层的崛起就是应时代之需要。士阶层具有争霸现实所需的智谋、能力和实际的军事才干。士开始以政治、军事活动家的身份，发挥它的政治作用。这种政治作用表现在三十方面，一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家，用自己一整套的理论去指导各诸侯国的政治和军事战略，如孔子、墨子都曾周游列国，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二是作为实际的政治家、军事家，制定具体实施的各项政策、措施，直接处理各种行政管理和军事战争的事务，孙武、范蠡就是这类士的典型代表。三是聚徒讲学，培养众多弟子去入仕各国，如邓析、孔丘、墨翟都曾聚徒讲学。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可见其盛。弟子的基本出路是入仕做官。《墨子·公孟》篇说："子墨于曰：'故学乎，吾将仕子'，"《墨子·贵义》篇也记载，"子墨子仕人于卫"。大量学子的存在，为仕提供了数量众多的后备军，由士人仕成为各级官吏的基本途径。而在万乘方争之时，布衣卿相也就习以为常了。
这种由操持礼仪形式的专职人员向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的社会作用的转换，是士阶层崛起，成为一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的主要标志。"入国而下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从其国存者，未曾有也。"①诸侯用士与否已直接关系到治国安邦争霸大业。"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的观念也逐渐为诸侯和社会所接收。争士、养士成为诸侯争霸的基本手段。《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齐陈成之"杀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鲁季孙"养孔子之徒，所朝服而与坐者以十数"等等，可略见一斑。各国诸侯也以养士提高自己的政治威望，"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与诸侯。"①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的急剧变化，对原来的社会等级枷锁是一种很大的摧毁力，它力庶民阶层在政治舞台上亮相打开了一条通道。同时，由于士成为一种被社会艳羡的职业，布衣卿相的现实使社会的价值观发生了剧变，特别是对下层庶民来说，士成为能使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翻身的一种职业。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对社会思想的解放来说，无疑是个突破。
士对君主来说是一种师、友的平等关系。如果以臣待士则是君主不贤的表现，礼贤下士就成为称尚君主的一种行为准则。这种札贤下士表现为，一是尊重士，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士，往往免君臣之礼而行宾主之礼。魏文侯过段干木的家门，要行注目礼，就因为段干木是个有德富义的贤者。②二是师事名士，执弟子之礼，《吕氏春秋·劝学》所说："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在右则右重，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可见当时风气。三是君主争士，养士，招士，用士是不择国籍，不管出身，唯以才能为贤。四是以高官厚禄重任争士，养士。墨子曾明确地概括养士，用士"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③并指出，"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④正是用爵、禄、任三样招纳贤士，提高了士的社会地位，使民信服。君主这种礼贤下士的作风和具体措施，一是为士择贤主明君而投，创造了社会环境，出现了士无定主，游士主事的社会政治格局。士的流动和贩运商人的流动一样，使社会活跃起来。士的流动是一种文化观念、思想体系、社会信息的交流、冲突和融合。二是提高了士群体对自我地位、自我价值的认识。《史记·魏世家》记载。
魏文侯之太子击逢魏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 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屣然，奈何其同之哉！""有道之士，固骄人主"。①其原因就在于，万乘方争的春秋战国之际，士的作用举足轻重，使得诸侯大夫不得不拥士自重，自强。其二，士无定主，合则留，不合则去，骄主而没有后顾之忧。追逐名利固然是大量游士产生的主要原因，但是以道自任，杀身成仁，士群体高尚的道德修养和理想主义的精神境界，给士群体一种超越现实利害关系，以天下为己任，为理想而奋斗献身的品格力量。"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②这种品格力量正是士群体提高自我价值的一个内在原因，也正是这种品格力量使士群体摆脱了身份等级枷锁的束缚和人身依附。
（三）西周政治统治的衰落
殷周变革之后，小邦周面临着如何统治大邦殷的政治难题，为了解决这一政治难题，小邦周采取了三条有力的措施。
第一，确立了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政治分封制。周王朝大封同姓贵族，并将异姓贵族的封地、封国受制于同姓贵族，实行了贵族分层统治。这种政治分封本身隐含了自我灭亡的因素，因为分层统治的贵族，由于地理自然条件的差别，生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彼此之间争夺领土的政治、军事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原来作为周王室统治基础的分封诸侯，就有可能成为给自己挖掘坟墓的人。
第二，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左传·昭公七年》记载芋君无字之言："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
《左传·桓公二年》记载晋国大夫师服的话："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凯觎。"说明了这种等级制度的政治作用。这种等极制度又是经过制礼作乐，用一系列礼仪、舆服等外在形式加以标志和强化，所谓"礼藏于器。"《左传·桓公二年》记载：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旌旗，昭其明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
由于分封的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凯觎之望因实力。地位的升降会越来越强烈，容易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这首先表现在礼仪、舆服等外在形式的僭越上，这标志着社会内部蕴藏着一种冲破等级秩序的要求和力量，周王朝制定的等级秩序的崩溃表征了周王朝政治分封社会基础的瓦解。
第三，在意识形态上强化了以德配天的天命论。如果说周公制礼，用衣食住行，婚丧祭祀等各种典章制度和礼仪形式规范了人们的言行举止，使人们在外在行为上服从小邦周的政治统治，接受小邦周安排的社会秩序，那末，西周以德配大的天命观对大族殷来说，在理论上圆满解释了小邦周灭大族殷的合理性，使人们在思想上、心理上能接受这个事实，维持社会秩序的安定。
因为殷夫德，周有德，所以"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①周立殷亡乃是天意，用以德配天来证明天命靡常是合理的。小邦周取代大族殷是一种合理的天命，"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天命。"②同时，对其他各族人，包括殷族遗民来说，周人统治又是一种不僭的天命，有德失德则无关紧要。《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楚庄王进兵于洛水，问周鼎大小轻重。
周大夫王孙满回答说："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干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这里德是次要的，是服从天命的。过去周革殷命是因殷失德，所以天命周代殷。
现在周德衰，但天命未改，所以代周是不合天命。呈然在西周以德配天的天命论中已有理性因素，但是天命仍是一种神秘的威慑力量。
小邦周要统治大族殷和其他各族，确实是相当困难的政治任务。殷鉴不远，管蔡又乱，"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①的古训，"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的历史兴亡的事实使周朝统治者自然会有一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小心翼翼，怀民，惠民，保民是德的具体表现，但这个德是对周朝统治者而言的，所以周室衰败时，变风变雅之作都是针对天命的恨天，怨天思想的反映。
两周的天命论是用两种方式加以形式化。一是加强青铜祭器的作用，周灭商之后，在很短的时期内出现了一大批铸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从铭文中可知，大部分是奉祀祖先的祭器。根据郭沫若《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一书所收的167 篇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属于作器记事的有85 篇，占二分之一强。这些铭文不外乎是炫耀祖先的功德，周贵族的业绩，以此来提高周贵族的威望，强调周受命于天。相比较，商代青铜器很少铭文，它们以本身造形所具有肃穆、庄严的格调表征了殷贵族的高贵。胜利的小族周的贵族就只能靠自我歌功颂德来提高自己在殷贵族面前的威望。春秋以后，周朝衰落，日常生活用器及货币成为主要的青铜器，它们作为商品大量出现在市场上，是西周天命观淡薄的一种标志。二是，周易八卦的形式框架，成为一种借天喻人，以天象证人事的思维工具。由"一"、"一"两个直观符号构成的64个卦象作为一种形式符号沟通了天命和人事、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爻的产生，卦象的组合和变化，虽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后的一种相当简陋、粗糙的概括，但并不能反映客观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用它们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其内容当然是荒谬的。作为一种思维形式，是一种强制性的结构，是天命神学体系所迫切需要的，而且与卜蓍这一民间习俗直接相关，因而有很广泛的影响。春秋战国之际兴起的诸子思潮对这种思维形式都是摈弃的。老子注重顺其自然的理性态度，墨子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孔子虽喜读《周易》，但重视的是其中辩证思维方法，而不是其迷信和爻卦的形式框架。这标志了西周天命观念的衰落。到了战国后期，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说显赫一时，再到汉代董仲舒手中集大成，成为一种完整的理论构造和思维方式，这是天命观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对思维形式的一种需求的表现。
平王东迁，周王朝政治统治开始衰落，王室独尊，诸侯并立的分封局面已不复存在。周王室也只能"晋郑焉依"，周平王本身也是由晋文侯助其于公元前760 年杀了王而确立统治，①所以《国语·郑语》说："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周王室已沦为争霸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傀儡，甚至连太子也被诸侯扣作人质，领土也不断受到诸侯的蚕食。礼乐征伐出自诸侯，政逮于大夫，陪臣执国命，臣弑君，子弑父等等篡逆行为经常发生，私分公室也成为惯见的社会现象。司马迁对此作过相当精确的描述和概括："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①这些膺越行为在观念上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例如，《国语·鲁语上》记载里革和成公讨论。臣杀其君谁之过的问题。里革认为是"君之过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于杀，其过多矣。且夫君也者，将牧民而正其邪者也。
若君纵私回而弃民事，??将安用之？桀奔南巢，纣踣于京，厉流于彘，幽灭于戏，皆是术也"。又《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史墨对鲁昭公被季氏放逐，死于乾侯一事，从理论角度分析了它的合理性，"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周王室不仅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权，而且封君世袭的分封制也开始被委任的郡县制代替。《史记，秦本纪》说武公十年（公元前688 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左传·哀公十七年》记载，楚文王任彭仲爽"实县申、息"（公元前688 年），《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公元前514 年）。
伴随着王室独尊，贵族分层统治局面的瓦解，周王朝制定的等级秩序也趋解体。公室贵族降为士、庶，象庶民上升入仕一样也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左传·昭公三年》记载了晋国公室和贵族衰败为士、庶的情况："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栾、却、肯、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士、庶因军功，因学问，因才干上升为仕的情况亦屡见不鲜。这种上下等级移位使周王室的政治统治失去了社会基础。一些诸侯国开始以刑法的方式否定原有的等级秩序。春秋晚期郑国的邓析私造刑法，并创办私学，教人诉讼。后来虽然"郑驷杀邓析"，但"用其竹刑"。①春秋以来作为等级标志的礼仪舆服等外在形式规定也被大肆破坏，"诸侯刻桶丹楹，大夫山节藻棁，八佾舞于庭，雍彻于堂"②的现象比比皆是。
孔子在《论语》中惊呼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抨击在舞、祀等礼仪形式方面僭越的言论很多。不仅如此，本来用礼仪舆服的外在形式加强等级秩序，巩固自己地位的贵族，春秋以来却渐渐不懂礼了，而不得不向"士"阶层学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