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有奇功于世，而云王允谓孝武应早杀迁，此非识者之言。但迁为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裴松之为尊者讳，不相信谤书说出自王允之口，但他驳斥谤书说却是旗帜鲜明的。
晋人傅玄、张辅论马班优劣，竟直斥班书不如迁书①。《汉书》的独尊地位受到冲击，《史记》日渐受到重视。从魏晋至隋唐，以三家注为标志，形成史记学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注家，见于《隋书》及两《唐书》等三书史志记载的有十五家。列目如下：《史记音义》12 卷，宋徐广撰《史记集解》80 卷，宋裴骃撰《史记音义》3 卷，梁邹诞生撰《史记注》130 卷，唐许子儒撰《史记音》3 卷，唐许子儒撰《史记音义》20 卷，唐刘伯庄撰《史记注》130 卷，唐李镇撰③ 刘向及扬雄、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价见《汉书·司马迁传》赞语。④ 《滹南遗老集》卷十九《史记辨惑》。
① 《汉书》卷一百《叙传》下。
《史记义林》20 卷，唐李镇撰《史记地名》20 卷，唐刘伯庄撰《史记注》130 卷，唐王元感撰《史记注》130 卷，唐陈伯宣撰。
《史记注》130 卷，唐徐坚撰。
《史记纂训》20 卷，唐裴安时撰。
《史记索隐》30 卷，唐司马贞撰。
《史记正义》30 卷，唐张守节撰。
上列诸家注疏，流传下来的只有三家，即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世称三家注，三家注是汉唐时代史记学集大成之作，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地位，是研究《史记》的必读参考书。兹简介如下。
裴骃《史记集解》裴骃，刘宋河东闻喜人①，字龙驹，官至南中郎参军。裴骃乃刘宋著名史家《三国志注》作者裴松之之子，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裴骃以晋徐广的《史记音义》为基础，博采九经、诸子、诸史和汉晋人的《史记》注说成果作集注，号"集解"。裴注详于先秦而略于汉，因汉史只有服虔、应劭等少数几家《汉书》注可供取用的缘故。裴氏引用前人旧注，一律标名，一丝不苟。裴氏集解，一般是谨守汉儒"注不破经"的旧例，对原文有疑，往往客观引证他说，自己不下按断。但对于文字异同，裴氏又作了考辨者，能下判断的，亦间出己意，并用"骃案"作标识。裴氏校正《史记》文字，写成定本，奠定了今本《史记》行文基础，是一特大贡献。三家注均据裴氏定本。司马贞《史记索隐》司马贞，唐开元中为润州别驾，曾为国子博士，官至弘文馆学士。他的《史记索隐》既注《史记》原文，又注裴咽《集解》，并打破汉儒"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旧例，辨正原文，攻驳《集解》许多错误。例如《儒林列传》载孔子"干七十余君无所遇"，《索隐》据实注云："按《家语》等说，云孔子历聘诸国莫能用，谓周、郑、齐、宋、曹、卫、陈、楚、杞、莒、匡等，纵历小国，亦无七十余国也。"对于《集解》的驳正，更是比比皆是。司马贞又于篇未撰《索隐述赞》，四字为句，押以韵脚，复述篇旨内容，表现了他的博学多才。
张守节《史记正义》张守节亦唐开元间人，稍晚于司马贞，曾当过诸王侍读、宣义郎、守右清道率府长史。张守节积三 十余年之精力撰作《史记正义》，体例仿《索隐》，既为《史记》原文作注，亦为《集解》作疏正，并疏正《索隐》。《正义》尤详于历史地理，凡《集解》、《索隐》未注，或错注，或注而不详的地名，都一一补注或辨正。《正义》疏解《索隐》由于没有明显标志，前人有争论。1962 年，程金造先生在《文史哲》第五期发表《史记"正义""索隐"关系证》一文，列举十例证明三家注后出的《正义》疏通前出的《索隐》，解决了清代学者钱大听提出的"二书不相称引"的疑案，对于考证司马迁行年和评价、使用三家注的价值都有重要意义。综观三家注，内容非常广泛，从文字考校、注音释义，到注释人物、地理、史事、天文历法、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典章制度等等，无不具备。三家注以疏解文字为其重点，不仅训释音义通假，而且分析虚词用法，或点明句读，或揭示司马迁的作文之法，或点评文章等等，从多种角度解析《史记》① 傅玄、张辅两人的评论，详后本章第七节讨论马班异同时所引，兹从略。文字以及句、段，对读者帮助极大。对史事的补遗，三家注亦有特色。如《吕太后本纪》载："四年，封吕要为临光侯，??及诸侯丞相五人。"《集解》引徐广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开，松兹侯徐厉，滕侯吕更始，醴陵侯越。"此条《集解》具体补充了封爵五侯的史实。又《魏世家》载：惠王"三十一年，秦、赵、齐共伐我。"《索隐》引《竹书纪年》说："二十九年五月，齐田蚡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这条《索隐》不仅补充了战争发生的时间、地点、敌将之名，而且交待了魏王企图挽回败局主动击秦的努力，以及纪年之异，故司马贞按曰："然言二十九年，不同。"这些内容对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依据。又如《周本纪》载："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正义》引《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此条《正义》将昭王失德，汉水之民智杀昭王的传说作了生动的记载。
三家注就其特点来说，各有所长。大致说，《集解》以广征博引，订定文字为胜，《索隐》以探幽发微，说解详密为著，《正义》则详于地理。在订正《史记》舛误方面，尤以《索隐》为长。三书依次相注，关系紧密，最初原各自单行，至北宋始合刻，并分散在《史记》原文之下，为一百三十卷。现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是南宋宁宗庆元年间黄善夫本，收入商务印书馆影印的"百纳本"二十四史《史记》中。三家注与《史记》合刻，最便阅读与翻查，深受人们喜爱，所以七百年来，一直出版不绝。
4.唐代奠定了《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
《史记》问世，"自成一家之言"，于是开了私人修史之风，《汉书》断代运用纪传体的成功，激发了后代史家的效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以史为鉴又具有现实意义。因此这一时期史学发达，有一百余家，其中纪传史居于首位。如晋司马彪《续汉书》、陈寿《三国志》、刘宋范晔《后汉书》、齐臧荣绪《晋书》、沈约《宋书》、梁萧子显《南齐书》、北齐魏收《魏书》，都是纪传史名著。有唐建立，最高统治者极为重视修纪传史，颁令为正史，并开设史馆大修前代国史。唐代官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均一律用纪传史。唐修《隋书》在《经籍志》中列四部书目为经、史、子、集，而史部又以纪传史为第一，自此纪传史成为修史正宗，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后历代建国，都开局修前朝历史，中国从此有了一部洋洋大观，贯通五千年文明的"二十六史"，《史记》居首，也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史记》的正史地位是在唐代得以确立的唐代科举有"三史"之目，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鼓励士人研习"三史"，通过科举选拔治史人才。这对于学习《史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唐代精研"三史"成为时尚，因此唐人的"三史"注解都获得了高水平的成就，这绝不是偶然的。伴随史学的发展，唐代研究历史编纂方法的专门理论著作也应运而生，那就是刘知几的《史通》。刘氏定书名为《史通》，就是受司马迁"通古今"的影响。该书的研究对象把《史记》开创的纪传体作了重点内容。《史通》标目有《六家》、《二体》、《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断限》、《编次》等专篇，就是从理论上总结纪传体编纂的得失的。《史通》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历史方法论的理论巨著。尽管刘知几在《史》《汉》对照时扬班抑马，但对司马迁和《史记》在史学史上的地位及其价值，在总体上仍是充分肯定的。实际上，刘氏的批评，是从史学批评史的角度对《史记》的地位和贡献作出了理论的总结，这也是唐代奠定《史记》在史学史上地位的标志之一。
唐代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反对六朝骈俪遗风，以《史记》为旗织，从而奠定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史记》在唐代的影响是空前的。
自唐以后，扬班抑马倒向，转而扬马抑班，人们对《史记》的评价越来越高，研究和学习《史记》的人也越来越多。集成前代《史记》研究成果的三家注在唐代完成，《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在唐代得以确立，从而《史记》研究成了一门学问，与时推移，得到了健康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唐人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